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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仁集右军《对教序》刻石,《圣教》本集右军简札而成,仍称之为帖,不可称碑。山谷全是纵横习气,本不能书碑也。至元只赵子昂一人能书碑。
赵碑学北海,简札学右军,其界限极严,不相混杂。以后则碑学绝矣,故可断言子昂后无用也。
董文敏书学全是帖学,故书碑便见轻习无骨干,以于碑学少工力故也。国初书家无不学董者,故简札妍雅,而一书碑便见搔首弄姿之态,此大可叹也。
碑学之中兴,自阮相国始,阮有《南帖北碑论》。以南北分宗,其论甚辨,然究不确。南碑有《宝子》、《龙颜》,北碑有《敬使君》、《张黑女》、《李洪演造像》,何耶?大约古人碑帖分途,简书尚妍雅,碑志尚古朴,《宝子》、《龙颜》与北派何异?萧梁石阙,无异《刁惠公墓志》,此可知也。唐之褚遂良,元之赵孟頫于碑帖皆致力,而界限分明。褚书《孟法师碑》学《唐邕写经》,《圣教序》学《龙藏寺》,至《枯树赋》、《哀册》,则学《黄庭经》可知也。
阮既倡碑学,至邓石如、包慎伯是其后劲,今之书家,莫不人人言碑矣。邓书全从碑入,包则手写帖而口言碑。然著有《艺舟双楫》,于碑学颇多发明,不能谓为无功也。大约汉、魏至唐,无不重视碑。南朝士大夫雅尚清谈,挥尘风流,形诸简札,此帖学之萌芽也。唐太宗好《兰亭》,于是有唐一代书家,无不学王者。苏灵芝欲展《兰亭》为碑,此以帖入碑之始。其书实伤婉丽,所谓俗书之祖也。
清—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
变者,天也。
吾谓书莫盛于汉,非独其气体之高,亦其变制最多,牢百代。杜度作草,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,皆汉人也。晚季变真楷,后世莫能外,盖体制至汉,变已极矣。
北碑当魏世,隶、楷错变,无体不有,综其大致,体庄茂而者以逸气,力沉着而出以涩笔,要以茂密为宗,当汉末至此百年,今古相际,文质斑。当为今之隶之极盛矣。
古今之中。唯南碑与魏为可宗。可宗为何?日“有十美”一曰魄力雄强,二曰气旬辉穆,三曰笔法跳跃,四曰点画峻厚,五曰意态奇逸,六曰精神飞动,七曰兴趣醋足,八曰骨法铜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美,是十美者,唯魏碑,南碑有之。
今日欲尊帖学,则翻之已怀,不得不尊碑:欲尚唐碑,则磨之已坏,不得不尊南,北朝碑。尊之者,非以其古也:笔画完好,精神流露,易于临摹,一也:可以考隶楷之变,二也:可以考后世之源流,三也:唐言结构,宋尚意态,六朝碑各体毕备,四也:笔法舒长刻人,雄奇角出,迎接不暇,实为唐。宋之所无有,五也:有是五者,不变宜于尊乎!
综而论之,书学与洽法,势变略同,周以前为一体势,汉为一体势。魏晋至今为一体势,皆千数百年一变,后之有变可以前事验之也。
于右任
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,执笔、展纸、坐法,一切顺乎自然……在动笔的时候,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,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。
行乎不得不行,止乎不得不止,因为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,乃为致文。泥古非也,拟古亦非也。无古人之气息,非也;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。以浩浩感慨之致,卷舒其间,是古是我,即古即我,乃为得之。
二王之书,未必皆巧,而各有奇趣,甚者愈拙而愈妍,以其笔笔皆活,随意可生姿态也。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,点画部位无差也,而妍媸悬殊者,笔活与笔死也。
标准草书自序
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、发展生活之工具。其结构之巧拙,使用之难易,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!现代各国印刷用楷,书写用草,已成通例;革命后之强国,更于文字之改进,不遗余力。传云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此事虽细,可以喻大。且今之所谓器者,乃挟之与各国各族竞其优劣,观夫古今民族之强弱,国家之存亡,天演公例,良可畏也!然则广草书于天下,以求制作之便利,尽文化之功能,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,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,岂非当今急务欤!
吾国草书之兴,以草篆草隶为权兴。秦汉以来,其用日增,其法日进,其称日繁,约而言之,可成三系:
一曰“章草”,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。其为法:利用符号,一长也;字字独立,二长也;一字万同三长也。当时作者,实有远见。所措创业未竟,而定型遂成,以致不能进步!汉张芝、吴皇象、晋索靖皆一时领袖。张书遗迹渺然,但可于两汉遗简,想像神采;皇象《急就章》,索靖《月仪》、《出师颂》,可谓章草范本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