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始于商周，盛于汉，沿于晋，滥觞于六朝，废弛于唐宋，元复变体，亦词曲之于诗，似诗而非诗矣。 印谱自宣和始，其后王顺伯、颜叔夏、晁克一、姜夔、赵子昂、吾子行、杨宗道、王子弁、叶景修、钱舜举、吴思孟、沈润卿、郎叔宝、朱伯盛，为谱者十数家，谱而谱之，不无遗珠存砾、以鲁为鱼者矣。今上海顾氏以其家所藏铜玉印，暨嘉禾项氏所藏不下四千方，歙人王延年为鉴定出宋元十之二，而以王顺伯、沈润卿等谱合之木刻为《集古印薮》，裒集之功可谓博矣。然而玉石并陈、真赝不分，岂足为印家董狐耶？
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，次则峄山碑、诅楚文。商周秦汉款识碑帖印章等字，刻诸金石者，庶几古法犹存，须访旧本观之。其他传写诸书及近人翻刻新本，全失古法，不足信也。
商周款识内有形象、假借等字，与今意义不同，不深考据不可妄用。
大禹衡岳碑、比干铜盘铭、滕公墓铭、延陵季子碑、碧落碑、梦英十八体，皆谬妄之书，不可法。
许氏《说文》为习篆要书，然字画全非汉法，元刻颇佳。今之《说文韵谱》又出近代翻本，内有新增俗字，与汉意义已自舛悖。《说文》而下书，皆后人凿说，不可为据。
《洪武正韵》正沈韵之失，许氏《说文》正汉字之失。然《正韵》不用于唐诗，《说文》不用于汉印，其理一也。
《泉志》载历代钱币之文，可考文字之变。
杨用修曰：“梦英好篆书而无古法，其自序云：落笔无滞，纵横得宜，大者缩其势而漏其白，小者均其势而伸其画。此正为病处。”今作印字亦犯此病，惜不令用修一砭之耳。
吾子行曰：“崔子玉写张平子碑多用隶法，不合《说文》，却可入印，全是汉人篆法故也，别有一本乃隶书。”
王弇州先生曰：“夏承碑有四分之篆，皇象天发神谶碑有五分之篆，此即所谓八分书法。”
吾子行曰：“汉有摹印篆，其法只是方正，与隶相通。”二语得之矣，有益之，多则减，少则增，已开缪篆之门。而曰：“上字之尾如作下字之头，右字之左如作左字之右。”是何说也？
又曰：“文有空处，悬之最佳，不可妄意伸开或屈曲，务要填满。”
字有难措手，不屈曲填满不能藏拙，一染此习则流为缪篆。与今字印直五十步之间耳。予故曰：“习印当如钟元常学书，张南本画火，须出人头地，若画虎类狗，固自下乘，而刻鹄者亦是庸夫之见。
又曰：“表字只用二字为正。近人或并姓氏于上，若作‘某甫’，古虽有此称，系他人美己，却不可入印。”按古人字印必有姓，今不用姓，亦简省之法，或可从俗，而“氏”字在宋元方有，亦非汉晋六朝法也。
又曰：“款识字不可作印。三代时却又未有印。”又曰：“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，及汉器并碑盖等字为最。”又曰：“唐用朱文，古法尽废。”又曰：“朱文印或用杂体篆。”按：三代未尝无印，朱文不始于唐，汉器岂非款识？杂体何施朱文？此余所不解者。
周公谨曰：“作者苦心，正须识者珍重，若不珍重，作亦徒然，不如不作，故不刻者有十：篆不配不刻，器不利不刻，兴不到不刻，力不余不刻，遇俗子不刻，不是识者不刻，强之不刻，求之不专不刻，取意不佳不刻，非明窗净几不刻。而后刻之，则无有不精者矣。”余亦曰：“识者珍重亦须作者精诣，若不精诣则不可作。故不可刻者四：不通文意不可刻，不精篆学不可刻，笔不信心不可刻，刀不信笔不可刻。有不可刻而刻之，则无有不谬者矣。
又曰：“一画失所如壮士折一肱，一点失所如美女眇一目。”
沈从先曰：“汉晋印章传至于今，不啻钟、王法贴。何者？法帖犹藉二人临摹，非真手迹，至若印章，悉从古人手出，刀法、章法、字法具在，真足袭藏者也。
又曰：“奇不欲怪，委曲不欲忸怩，古拙不欲做作。”今人不怪不谓之奇，不忸怩不谓之委曲，不做作不谓之古拙，学无渊源耳。
又曰：“冯虎、王象之类以形作字，恶甚。”按：古人多用象形，鸟兽、龙虎、人物之类作印，正如今之花押，原无道理，不过防奸伪设耳，岂知其为王象、冯虎邪？存而不论可也。
杨长倩曰：“立志不虚则见闻必寡，赏鉴不博则杜撰必多。纵能独创一家，终堕野狐下乘，是以有志之士。秦玺汉章，不徒见其文，如见其人，或成有疾徐，或兴有浓淡，虽破坏完缺，必洞见其血脉而后已。”
鱼虫鸟兽之文，不经师授，八体六书之辩，精入丝毫，少有伪谬，遗讥识者，自当穷究偏旁，博纵形象，既晓篆法，后论运刀。
执刀须拔山扛鼎之力，运刀若风云雷电之神。
秦汉若出宋元，亦为杜撰，盖字未见秦汉以上碑帖印章款识者，定是有故，当细推求，古篆若无，求之汉隶，汉隶再无，则不可作。如以“闇”作“暗”，以“盦”作“庵”，以“鬲”作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