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解名风之意，则六义皆名为风，以风是政教之初，六义风居其首，故六义总名为风，六义随事生称耳。若此辞总上六义，则有正、变，而云“主文谲谏”，唯说刺诗者，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，虽论功诵德，莫不匡正人君，故主说作诗之意耳。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，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。此先云“上以风化下”者，以其教从君来，上下俱用，故先尊后卑。襄十六年《左传》称齐人伐鲁，求救於晋。晋人不许。穆叔见中行献子，赋《圻父》。献子曰：“偃知罪矣。”穆叔赋，而晋人不得怨之，是言之者无罪也。献子服罪，是闻之者足以戒也。俗本“戒”上有“自”字者，误。定本直云“足以戒”也。○笺“风化”至“直谏”。○正义曰：风者，若风之动物，故谓之“譬喻，不斥言也”。人君教民，自得指斥，但用诗教民，播之於乐，故亦不斥言也。上言“声成文”，此言“主文”，知作诗者主意，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如上所说，先为诗歌，乐逐诗为曲，则是宫商之辞，学诗文而为之。此言作诗之文，主应於宫商者，初作乐者，准诗而为声，声既成形，须依声而作诗，故后之作诗者，皆主应於乐文也。谲者，权诈之名，讬之乐歌，依违而谏，亦权诈之义，故谓之谲谏。
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
[疏]“至于”至“雅作矣”。○正义曰：《诗》之风、雅，有正有变，故又言变之意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而不行，政教施之失所，遂使诸侯国国异政，下民家家殊俗。诗人见善则美，见恶则刺之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“至于”者，从盛而至于衰，相承首尾之言也。礼义言废者，典法仍存，但废而不行耳。政教言失者，非无政教，但施之失理耳。由施之失理，故使国国异政，家家殊俗，皆是道衰之事，故云道衰以冠之。礼义者，政教之本，故先礼义而后政教。定本“礼义废”，俗本有作“仪”字者，非也。此“家”谓天下民家。《孝经》云“非家至而日见之也”，亦谓天下民家，非大夫称家也。民随君上之欲，故称俗。若大夫之家，不得谓之俗也。变风、变雅，必王道衰乃作者，夫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；治平累世，则美刺不兴。何则？未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，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。太平则无所更美，道绝则无所复讥，人情之常理也，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，风、雅正经是也；始得太平则民颂之，《周颂》诸篇是也。若其王纲绝纽，礼义消亡，民皆逃死，政尽纷乱。《易》称天地闭，贤人隐。於此时也，虽有智者，无复讥剌。成王太平之后，其美不异於前，故颂声止也。陈灵公淫乱之后，其恶不复可言，故变风息也。班固云：“成、康没而颂声寝，王泽竭而《诗》不作。”此之谓也。然则变风、变雅之作，皆王道始衰，政教初失，尚可匡而革之，追而复之，故执彼旧章，绳此新失，觊望自悔其心，更遵正道，所以变诗作也。以其变改正，法故谓之变焉。季札见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贰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！犹有先王之遗民。”是由王泽未竭，民尚知礼，以礼救世，作此变诗，故变诗，王道衰乃作也。《谱》云“夷身失礼，懿始受谮”，则周道之衰，自夷、懿始矣。变雅始於厉王，无夷、懿之雅者，盖孔子录而不得，或有而不足录也。昭十二年《左传》称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以谏穆王，卫顷、齐哀之时而有变风，明时作变雅，但不录之耳。王道衰，诸侯有变风；王道盛，诸侯无正风者；王道明盛，政出一人，太平非诸侯之力，不得有正风；王道既衰，政出诸侯，善恶在於己身，不由天子之命，恶则民怨，善则民喜，故各从其国，有美剌之变风也。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○“苛”，本亦作“荷”，音何，苛虐也。吟，疑今反，动声曰吟。“风其上”，福凤反。
[疏]“国史”至“上”。○正义曰：上既言变诗之作，此又说作变之由。言国之史官，皆博闻强识之士，明晓於人君得失善恶之迹，礼义废则人伦乱，政教失则法令酷，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，哀此刑政之苛虐，哀伤之志郁积於内，乃吟咏己之情性，以风刺其上，觊其改恶为善，所以作变诗也。国史者，周官大史、小史、外史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此承变风、变雅之下，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。得失之迹者，人君既往之所行也。明晓得失之迹，哀伤而咏情性者，诗人也。非史官也。《民劳》、《常武》，公卿之作也。《黄鸟》、《硕人》，国人之风。然则凡是臣民，皆得风剌，不必要其国史所为。此文特言国史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国史采众诗时，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。其无作主，皆国史主之，令可歌。”如此言，是由国史掌书，故讬文史也。苟能制作文章，亦可谓之为史，不必要作史官。《駉》云“史克作是颂”，史官自有作诗者矣，不尽是史官为之也。言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，是国史选取善者，始付乐官也。言其无作主，国史主之，嫌其作者无名，国史不主之耳。其有作主，亦国史主之耳。“人伦之废”，即上“礼义废”也。“刑政之苛”，即上“政教失”也。动声曰吟，长言曰咏，作诗必歌，故言“吟咏情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