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物，皆以税物市之，随时物价，以当邦赋。”然畿外诸侯不以穀入天子。此若成税万亩，是畿外助法，则诗说天子之事，得云“岁取十千”者，以天子天下为家，故美其收入之多，则广举天下之田。若贡之天子，自可随其所须，变为货物，皆是税穀市之，亦得为天子所取也。史传说助、贡之法，唯《孟子》为明。郑据其言，以什十而彻，为通外内之率，理则然矣。而《食货志》云：“井方一里，是九夫。八家共之，各受私田百亩，公田十亩，是为八百八十亩，馀二十亩为庐舍。”其言取《孟子》为说，而失其本旨。班固既有此言，由是群儒遂谬。何休之注《公羊》，范甯之解《穀梁》，赵岐之注《孟子》，宋均之说《乐纬》，咸以为然，皆义异於郑，理不可通。何则？言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，则中央百亩共为公田，不得家取十亩也。又言八家皆私百亩，则百亩皆属公矣，何得复以二十亩为庐舍也？言同养公田，是八家共理公事，何得家分十亩自治之也？若家取十亩，各自治之，安得谓之同养也？若二十亩为庐舍，则家别二亩半，亦入私矣，则家别私有百二亩半，何得为八家皆私百亩也？此皆诸儒之谬。郑於《匠人》注云：“野九夫而税一。”此笺云：“井税一夫，其田百亩。”是郑意无家别公田十亩及二亩半为庐舍之事。俗以郑说同於诸儒，是又失郑旨矣。此井税一夫，是为定法，而《禹贡》注“上上出九夫税，下下出一夫税，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”者，以《禹贡》九州之赋法凡有九等，郑欲品其多少，无所比况，遂以九井拟之，以示税之多少耳，非其实税之也。何则？九州之地，不至九倍。若第一之州为三等，岂第九州之上者，一家受田九百亩，中者千八百亩，下者二千七百亩？斯不然矣！若亦以百亩、二百亩、三百亩为三等给之，以地有薄厚，差降其税，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积一夫之税。此乃不近人情也。明是以九等井税拟之耳。笺必易毛者，以此诗之作，刺幽王政烦赋重，废民农业，而此章下言治田，则此为税法，互言其事，以相发明耳。且取者，自此取彼之辞耳。岁取既为税敛之言，十千即是期限之数，若子孙千亿万亿及秭，文无指定，可为多大之辞。其此文与“十千维耦”，“百室盈止”，周公之东征四国，成汤之式於九围，皆是数有限量，不得为总举大辞也。又参之於《司马》之书，校之於一成之税，其数正允，其若合符，故不从毛氏也。而孙毓难云：“一成之收，裁是十里之丰。”谓笺之说，不足以该天下。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，皆有十千之收，可推而广之，则每於十里皆取十千，何独不可推而广也？郑氏之说，亦足通矣。○传“尊者”至“食陈”。○正义曰：言“食我农人”，是辞有所别。《七月》云“采荼”薪樗，食我农夫，以对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，是农夫别於眉寿。彼农夫与此农人一也。言农夫食陈，明对眉寿为尊者食新矣。孙毓云：“一家之中，尊长食新，农夫食陈，老壮之别，孝养之义也。”○笺“仓廪”至“如此”。○正义曰：上言古之税法，一成而岁取十千，故知此言我取，取於官，是仓廪有馀，赊贷取而食之也。以官有畜积，恐其久而腐败，所以纾出官粟之畜积久滞者，待秋收然后取民新穀以纳官也。於官则积而不腐，亦是使民爱重，存留此新穀也。定本及《集注》“贷”皆作“贳”，义或然也。《地官·旅师》云：“凡用粟，春颁而秋敛之。”注云：“困时施之，饶时收之。”此即“我取其陈”也。此又特言农人，不对眉寿，则老壮总为农人，不与《七月》同也。若然，《王制》云“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”，则太平丰年，当家自有积，而得有贷官粟者，然古今时运，人亦一也，作制者美古之辞，据多以言，不能使皆有畜积。犹今之丰年，而民有贫而无食者。税敛有义，用之以道。以仓粟则陈陈相因，民贫则贷取以食，所以上下交济，海内乂安，岂言皆无畜积，人尽取之也？○传“耘，除草。耔，雍本”。○正义曰：《食货志》云：“后稷始畎田，以二耜为耦，广尺深尺曰畎，长终亩。一亩三畎，一夫三百畎，而播种於畎中。苗叶以上，稍耨垄草，因墤其土以附苗根。比成垄尽而根深，能风与旱，故薿薿而盛也。”是说耘耔之事，“附根”即此“雍本”也。○笺“今者”至“治田互辞”。○正义曰：以上言“自古有年”，此言今以别之，而下言“曾孙来止”，故知今者，成王之时也。言不夺农时，故得使农人之其南亩也。○传“治田”至“以进”。○正义曰：《管子》云：“仓廪实，知礼节；衣食足，知荣辱。”明人成俊士，由田之得穀，故云“治田得穀，俊士以进”也。“攸介攸止”，毛虽不训，准《生民》之传，则不为舍而止息。王肃云：“是君子治道所大，功所定止。”传意当然。言太平年丰，为功成治定，故俊士以进，以由得穀故耳。○笺“介舍”至“之行”。○正义曰：以此田农之事，介、止相对，止是止息，故介为舍也。《信南山》云：“中田有庐。”舍则必归於庐，止则随其所惓而息，故介、止分为二事也。礼，使民锄作耘耔，其有閒暇，则於庐舍及所止息之处，相讲论而肄习其业。言礼者，以其礼法当然，非有礼文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古之学者，且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