曰：“惟五月丁亥，王来自奄。”自此之后，无复征伐。《易》注云：“行诛之后致太平，自三年数也。故四年之封康叔，因欲营洛，以观民心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於东国洛。四方民大和会。”是德洽及民之事也。故《书传》曰：“周公将作礼乐，优游之，三年不能作。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，耻其行而不见随。将大作，恐天下莫我知；将小作，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。然后营洛，以观天下之心。於是四方诸侯，率其群党，各攻位於其庭。周公曰：‘示之以力役且犹至，况导之以礼乐乎？’然后敢作礼乐。《书》曰‘作新大邑于东国洛，四方民大和会’，此之谓也。”如《书传》此言，则周公以三年太平即应作礼乐，但为优游之故，至六年乃作。其礼乐自优游未作，颂声乃人志所为，制礼之前，颂已作矣，故《周礼·太师》“教六诗，六曰颂”。《乐师》“帅学士歌彻”，谓歌《雍》也。制礼之时，得取颂诗为乐，是制礼之前有颂也。制礼之后，民俗益和，明颂声乃作可知，故总云：“其作之时，在周公摄政、成王即位之初也。”史传群书称“成、康之间，四十馀年，刑措不用”，则成王终世太平。正言即位之初者，以即位之初，礼乐新定，其咏父祖之功业，述时世之和乐，宏勋盛事已尽之矣，以后无以过此，采者不为复录。且检《周颂》事迹，皆不过成王之初，故断之以为限耳，不谓其后不得作颂也。故曰“成、康没而颂声寝”，不废康王之时乃有其颂，但今诗所无耳。雅不言“周”，颂言“周”者，以别商、鲁也。《周》盖孔子所加也。何则？孔子以前，六诗并列，故太师教六诗，是六诗皆别题也。《书叙》列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周书》各为一科，当代异其第。则《诗》本亦当代为别，《商颂》不与《周颂》相杂为次第也。周诗虽六义并列，要先风、雅而后颂也。见事相因渐为，《商颂》不得在《周颂》之上，閒厕之也。《商颂》自以配乐，当如乐，贵者用前，贱者用后，不可以先伐之颂，在后代之下，必是独行为一代之法。《国语》曰：“有正考甫者，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之太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若在周诗之中，则天下所共，不须独校於周之太师也，明不与周诗同处矣。商既不杂於周，不须有所分别，则知孔子以前未题周也。孔子论《诗》，雅、颂乃次鲁、商於下，以示三代之法，故《鲁谱》云：“孔子录其诗之颂，同之王者后。”《商谱》云：“孔子录诗，列之以备三颂。”是《商颂》者，孔子列之於《诗》末也。既有商、鲁须题周以别之，故知孔子加周也。
颂之言容。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无不覆焘，无不持载，此之谓容。於是和乐兴焉，颂声乃作。○正义曰：此解名之为颂之意。颂之言容，歌成功之容状也。“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”，《尧典》文也。《左传》：“季札见舞《韶箫》，曰：‘德至矣哉，大矣！如天之无不焘，如地之无不载。’”是所据之文也。《尚书》说尧之德也，《左传》说舜之德也。帝王之德，当为优劣，此引尧、舜之事以言周者，圣人示迹不同，所遇异时，故号有帝王，为优劣之称。若乃至诚尽物，前圣后圣，其归一也。故《中庸》说孔子之德，亦云“无不覆焘，无不持载”，明圣人之道同也。“噫嘻成王，既昭假尔”。《书传》说越常之译曰：“久矣，天之无烈风淫雨。”《中候·擿雒戒》云：“曰若稽古，周公旦，钦惟皇天，顺践祚即摄七年，鸾凤见，蓂荚生，青龙御甲，玄龟背书。”是周德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之事也。言颂声者，诗各有声，故《公羊传》曰“什一而税，颂声作”是也。此颂声由其时之君德洽於民而作，则颂声系於所兴之君，不系於所歌之主，故《周颂》三十一篇，左方中皆以为周公、成王之颂也。以其虽咏往事，显祖业，昭文德，述武功，皆令歌颂述之，以美今时，不为祖父之颂矣。但祖父之功，由此以显，显其父祖之功，所以颂子孙也。故《时迈》之等，尽为武王之事，要归颂声於周公、成王也。若然，《清庙》祀文王，《执竞》祀武王，非文、武之颂。而《那》祀成汤，《烈祖》祀中宗，《玄鸟》祀高宗，即为所祀之王颂者，颂既治平而兴，文、武虽有盛德，时未太平，不可为颂。成王致太平，乃有颂，虽祀文王、武王，皆歌当时成功，告其父祖之神明，故《周颂》祀文王、武王者，皆非文、武之颂也。若殷之三王，既中兴受命，本皆太平，明生时自有颂声，但《商书》残缺，无以言焉。今死而作颂，故系於所歌之王。因此而谈，不废成王崩后，亦有追颂，或本不录，今《诗》无耳。祖父未太平，而子孙太平，颂声之兴，系於子孙，《周颂》是也。祖父未太平，而子孙未太平，则所颂之诗，系其父祖，《商颂》是也。若父祖子孙俱太平，作颂於子孙之时，论父祖之事者，则所系之主，由作者本意，无定准也。颂者，述盛德之容，至美之名，因此复有借其美名，因以指所颂者，《駉》颂僖公是也。止颂德政之容，无复告神之事，以位在诸侯，不敢辄作，虽非告神，又非风体，故曰“季孙行父请命於周，而史克作是颂”也。然《鲁颂》之文，尤类小雅，比於《商颂》，体制又异，明三颂之名虽同，其体各别也。此《周颂》所颂之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