举必书，所以经、传无伐淮夷文者，当是史文脱漏，故经、传皆阙。僖二十年，新作南门，又修姜嫄之庙。至於复鲁旧制，未遍而薨。○正义曰：“二十年新作南门”，《春秋经》也。《閟宫》云：“閟宫有侐，实实枚枚。”又曰：“新庙奕奕，奚斯所作。”是又修姜嫄之庙也。序称“僖公能遵伯禽之法”，而牧马门庙，鲁之旧事，是至於复鲁旧制也。伯禽之后，国事多废，则所废者非徒马及门庙而已，故云“未遍而薨”，所以死后追颂。若然，“新作南门”，《左传》云：“书，不时也。”而以为僖公之美者，僖公新作南门，意在修复古制，但不从启塞之时，是於礼为小失。《春秋》贬纤介之恶，故取以为讥。论其复旧之情，实为美事。作南门、修庙，其事相类，故郑言修庙，因说作门，赞成僖公之大美，言其致颂之本意也。修姜嫄之庙，《春秋》不书者，鲁国旧有此庙，更修理之，用功少，例所不书也。
国人美其功，季孙行父请命於周，而作其颂。○正义曰：既言“未遍而薨”，乃云“请周作颂”，则此颂之作，在僖公薨后。知者，以大夫无故不得出境，上请天子追颂君德，虽则群臣发意，其行当请於君。若在僖公之时，不应听臣请，王自颂己德，明是僖公薨后也。文六年行父始见於经，十八年史克名见於传，则克於文公之时为史官矣。然则此诗之作，当在文公之世，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。行父请周而不见於经者，凡群臣出使，嘉好、聘享、受命而行者，乃书之耳。此行父適周，自以群臣之心，请王作颂，虽复告君乃行，不称君命以使，非史策所得书也。《駉颂》序云：“史克作是颂。”广言作颂，不指《駉》篇，则四篇皆史克所作。《閟宫》云：“新庙奕奕，奚斯所作。”自言奚斯作新庙耳。而汉世文人班固、王延寿之等，自谓《鲁颂》是奚斯作之，谬矣。故王肃云：“当文公时，鲁贤臣季孙行父请于周，而令史克作颂四篇以祀。”是肃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时，四篇皆史克所作也。四篇一人之作，而为此次者，以《駉》言务农重穀，为政之本，又善於任贤，故次《有駜》，言君臣之有道也。君臣同心，则能修教征伐，故次《泮水》，言能脩泮宫、服淮夷也。文武既备，明神降福，则能克剪放命，复其疆宇，故终以《閟宫》。四篇皆颂僖公之美德也。若然，《春秋》僖八年“秋七月，禘于太庙，用致夫人”，三十一年“夏四月，四卜郊，不从，犹三望”，三十三年“薨于小寝”，皆为《春秋》所讥，则是行不纯善。而得作颂者，《春秋》所讥，皆人事小失，非有损於国家。僖以鲁之先君国事多废，远遵伯禽之法，能复周公之宇，安宁鲁国，作为贤君。缘王者不陈其诗，故臣子请而作颂，亦犹他国作诗美其君耳，非是太平德洽和乐颂声。虽复行有小失，不妨其作文也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尚为鲁人所颂，则伯禽之德，自然堪为颂矣。所以无伯禽颂者，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鲁，於时天下太平，四海如一，歌颂之作，事归天子，列国未有变风，鲁人不当作颂。
文公十三年，太室屋坏。○正义曰：此《春秋》经也。《閟宫》笺与此俱引此文者，以彼传云“书不恭也”，杜预云：“简慢宗庙，使至倾颓，故书以见臣子不恭。”然则宗庙毁坏者，讥其不恭，明脩造缮治者，於事为善，申说僖公之复旧制，作新庙，为可颂之事，故引大室坏而反以证之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皆以太室为世室，谓伯禽之庙。服、杜皆以为太庙之室。郑无所说，盖与《左氏》义同也。
初，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，命鲁郊祭天，三望，如天子之礼，故孔子录其诗之颂，同於王者之后。○正义曰：《明堂位》云：“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。六年，制礼作乐，颁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七年，致政於成王。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。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，载弧韣，旂十有二旒，日月之意，祀帝于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礼也。是成王命鲁之郊天也。《春秋》每云不郊，犹三望，是鲁郊祭天，而因祭三望也。郑以三望为河、海、岱，是鲁之境内山川也。祭其境内山川，则自是诸侯常法，亦云天子之礼者，以《春秋》郊、望连文，故因说郊天而并云三望耳。《礼运》云：“夫杞之郊也，禹。宋之郊也，契。”是王者之后得郊天。由命鲁得郊天，用天子礼，同于王者之后，故孔子亦录其诗之颂，同於王者之后也。王者之后而有颂者，正谓宋有《商颂》，解《鲁颂》所以得与《商颂》同称颂之意也。
问者曰：“列国作诗，未有请於周者。行父请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周尊鲁，巡守述职，不陈其诗。至於臣颂君功，乐周室之闻，是以行父请焉。”○正义曰：变风之序皆不言请周，此独言请，故问而释之。《王制》说巡守之礼云：“命太师陈诗，以观民之风俗。”然则天子巡守，采诸国之诗，观其善恶，以为黜陟。今周尊鲁，若王者巡守述职，不陈其诗，虽鲁人有作，周室不采。《商谱》云：“巡守述职，不陈其诗，示无贬黜，客之义。”然则不陈鲁诗，亦示无贬黜鲁之义也。巡守陈诗，观民风俗，善则赏之，恶则贬之。既示无贬黜，不采其诗，虽有善诗，不得复采，故王道既衰，变风皆作，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