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既於后妃事详，所以《召南》於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别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《周南·桃夭》言“后妃之所致”，《召南·羔羊》云“《鹊巢》之功所致”者，《周南·桃夭》以上皆后妃身事，文与后妃接连，故言后妃所致；《召南·羔羊》以前，非独夫人身事，文与夫人不相连接，故变言《鹊巢》之功所致也。又《桃夭》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，《羔羊》致后无夫人之化者，亦是《周南》后妃既详，於《召南》夫人遂略。致者，行化於己，自已致人。《草虫》以下，非复夫人身事，亦是夫人之致也。《羔羊》，《召南》之国化文王之政，为《鹊巢》之功所致，则《汉广》文王之道被于南国，亦是《关雎》之功所致。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王之化，太姒所赞。《周南》以《桃夭》至《芣苡》三篇为后妃所致，《汉广》以下，其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《召南》以《草虫》至《行露》四篇为夫人所致，《羔羊》以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各举其事，互相发明。此二《南》之诗，文王时作。文王即位，至受命之时，已四十馀年，诸侯从之盖亦早矣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卒以受命。”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。当此之时，诗巳作也。何则？化被於下则民述其志，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。武王采得之时，二公已有爵土，命其行化，遂分系之，非由二公有土，此诗始作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二十五篇，唯《甘棠》与《何彼襛矣》二篇乃是武王时作。武王伐纣，乃封太公为齐侯，令周、召为二伯。而《何彼襛矣》经云“齐侯之子”，太公已封於齐，《甘棠》经云“召伯”，召公为伯之后，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。非徒作在武王之时，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时也。《行露》虽述召伯事，与《甘棠》异时。赵商谓其同时，疑而发问，故《志》“赵商问：‘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之诗，美召伯之功，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时，不审召公何得为伯？’答曰：‘《甘棠》之诗，召伯自明，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？’至《行露》篇，笺义云‘衰乱之俗微，贞信之教兴’，若当武王时，被《召南》之化久矣，衰乱之俗已销，安得云微？云此文王时也。序义云‘召伯听讼’者，从后录其意，是以云然”。而郑此答，明《甘棠》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，谓武王时也。此二篇武王时事，得入《召南》风者，以诗系於召，召为诗主，以其主美召伯，因即录於《召南》。王姬以天子之女，降尊適卑，不失妇道，《召南》多陈人伦，事与相类。又王姬贤女，《召南》贤化，又作在武王之世，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，故录之於《召南》也。
风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，故周公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或谓之房中之乐者，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，女史歌之，以节义序故耳。○正义曰：云言“或”者，道异说也。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，故因解之。二《南》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，无嫉妒之心，夫人德如鸣鸠，可以承奉祭祀，能使夫妇有义，妻妾有序。女史歌之，风切后夫人，以节此义序，故用之耳。《王风》云“君子阳阳，左执簧，右招我由房”，谓路寝之房。以人君有房中之乐，则后夫人亦有房中之乐。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故《谱》下文云路寝之常乐，“风之正经”也。天子歌《周南》，诸侯歌《召南》，用此“或”说为义也。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。王肃云：“自《关雎》至《芣苡》，后妃房中之乐。”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，故为后妃之乐。然则夫人房中之乐，当用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。郑无所说，义亦或然。
射礼，天子以《驺虞》，诸侯以《貍首》，大夫以《采蘋》，士以《采蘩》为节。○正义曰：在《召南》之篇，亦是用之於乐，故言之。《礼记·射义》有此。又彼注亦以为《驺虞》取其“一发五豝”，喻得贤者多；《貍首》取“小大莫处，御于君所”；《采蘋》取其循涧以采蘋，喻循法度，以成君事；《采蘩》取“夙夜在公”，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。“为节”者，谓射之进退当乐节相应。彼每篇一言为节，此引之省文也。今无《貍首》，周衰，诸侯并僣而去之，孔子录诗不得也。为礼乐之记者，从后存之，遂不得其次序。○正义曰：言此者，以射用四篇，而三篇皆在《召南》，则《貍首》亦当在。今无其篇，故辨之，云诸侯所以去之。《大射》注云：“貍之言不来也。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后世失之。”然则於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，恶其被射之言，故弃之。为礼乐之记者，正谓记作《射义》者，以《貍首》乐歌之曲，故并乐言之。《射义》注云：“《貍首》，逸诗，下云‘曾孙侯氏’是也。”其下文云：“故诗曰：‘曾孙侯氏，四正具举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人莫处，御于君所。以燕以射，则燕则誉。’”谓此是《貍首》经文也。彼虽引诗，无“貍首”之字，郑知是《貍首》者，以彼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，其下又云：“君臣相与，尽志於射，以习礼乐，则安则誉也。是以天子制之，而诸侯务焉。”言诸侯用为射节，知是《貍首》之辞。无“貍首”字者，略引其文，不尽其辞故也。
周公封鲁，死谥曰文公，召公封燕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