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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三**
朱子集中《吴伯丰问孟子序说》，引《史记列传》以为孟子之书，孟子自作。韩子曰：“轲之书非自著。”先生谓二说不同，《史记》近是。而于《滕文公》首章“道性善”注则曰：“门人不能尽记其词。”又于第四章“决汝汉”处注曰：“记者之误。”不知如何？朱子答云：“前说是，后两处失之。熟读七篇，观其笔势，如镕铸而成，非缀缉所就也。”按今《孟子》注，仍是伯丰所引，则知朱子于《集注》未及改者亦有矣。然其大本处则必无差，非姚江之徒所可借口也。
朱子答刘仲升书，谓：“平日不曾仔细玩索义理，不识文字血脉，别无证佐考验，但据一时自己偏见，便自主张，以为只有此理，更无别法，只有自己，更无他人，只有刚猛剖决，更无温厚和平，一向自以为是，更不听人说话。此固未论其所说之是非，而其粗厉激发，已全不是圣贤气象矣。”谭梁生《见圣编》，其病正自如此。［见五十三卷］
朱子答项平父书，谓：“告子之病，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，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，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。今人因孟子之言，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，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，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，故于学聚问辨之所得，皆指为外，而以为非义之所在，遂一切弃置而不为。此与告子之言，虽若小异，然其实则百步五十步之间耳。以此相笑，是同浴而讥裸裎也。”按愚向直以告子作象山、阳明之流，今观朱子此条，则又见其小异处。
［见五十四卷］
《蒙引》一书，大有功于先儒。如程子云“性即理也”，《蒙引》曰：“性即理也，指心中之理也，故为性。不然，何处不是理？”此言岂不大有功于程子乎！
胡世宁在弘治间言风俗之弊曰：“朝士安于豢养，狃于因循，廉节扫地，趋媚成风。以通达为高致，以廉退为矫激，以推奸避事为老成，以党恶和光为忠厚。其群居言议所及，心志所向，不曰升官，则曰成家。其有语及国事当忧、民瘼当恤者，则众怒群猜，百舌排斥，不曰生事，则曰好名，使必无所容身而后已。”愚尝三复斯言，自古风俗之弊，莫不皆然，但有轻重浅深之不同耳。有志世道者，可一日而忘挽回之方哉！
《史记》载晏婴沮孔子之言曰：“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，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，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，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礼乐缺有间。今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，累世不能殚其学，穷年不能究其礼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”司马温公、金仁山皆疑晏子之贤未必有此事。然朱子于《论语序说》，虽削去其语，而仍载其事，则未尝以为无也。明末有王革论之最详曰：“晏子学于墨氏而精其术。
是故见吾夫子之祭必丰腆也，则以为不若豚肩不掩豆之为愈也；见吾夫子之衣以裼裘也，则以为不若一裘三十年之为愈也；见吾夫子之饮食多不苟也，则以为不若食无兼味之为愈也；见吾夫子之亲丧自尽，而祔于内外者必诚必信也，则曰‘崇丧厚葬不可以为俗也’，而不知以薄为道之流于忍也；见我夫子之急于济时，而周流四方也，则曰‘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也’，而不知如其道则传食诸侯不为泰也；见其巽与之言，则谓之‘滑稽’，而不知欲人之易从也；
见其直道事人，则谓之‘倨傲’，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；见其动容周旋皆中乎礼，则谓其‘盛容繁饰’，而经年累世不能殚且究也，而不知苟简鄙陋，君子以为固也。”此一段可为定论。愚谓夫子之于晏子、老子，犹朱子之于象山，道虽不同，而不嫌于交好。
晏子、子西同沮孔子。然晏子之沮，是因其学术之僻；若子西，则曰：“王之使使诸侯，有如子贡者乎？王之辅相，有如颜回者乎？王之将帅，有如子路者乎？王之官尹，有如宰予者乎？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。”纯是私意。两人相去又甚远。
《史记》《檀弓》皆载孔子负杖逍遥，歌“泰山梁木”之事。吴澄曰：“此妄也。圣人德容始终如一，至死不变。今负手曳杖，逍遥于门，动容周旋中礼者，不如是也。圣人乐天知命，视死生若昼夜，岂自为歌诗以悲其死？且以‘哲人’为称，又以‘泰山’‘梁木’为比。若他人悲圣人之将死，而为此歌词则可；圣人自为此歌，而自比乃若是，妄也。盖是周末七十子以后之人撰造为之，欲表圣人之豫知其死，将以尊圣人，而不知适以卑之也。”草庐此论，言圣人生死之际甚明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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