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然后问之。虽切于身心、职分矣，又必循其次序。如未知下学，先问上达之事；未知修己，先问安人之事，皆非“切问”也。能“切问”，然后告者不倦，而问者有益。此如问路一般。如在苏州起身进京，且先问无锡从何处去，乃为切问。若苏州到无锡之路尚且茫然，乃哓哓问北京城外路径，且杂及于陕西、湖广，岂不生听者之厌？即使谆谆而告之，亦何益乎？此问所以必贵切。然能切，又贵能审。不切则病在泛，不审则病在疎。
纲大纪小。若对众目而言，则纲纪俱属大一边。
胡敬斋有“孟子才高，在心性源头处理会；孔子只教人忠信笃敬”之说。高景逸亦云：“孔子教人，只是说用，所谓‘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’者也。孔子后，孟子方说出心性。孟子后，秦汉学者俱在训诂上求，更不知性命为何物。至宋周程夫子出，才提性命到微妙矣。朱子出，不得不从躬行实践上说。若知得孟子之言，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；若知得朱子之言，便知周程之语语着实。”愚谓孔孟程朱不得如此分别。圣贤之教，未有不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”者。
高景逸论阳明曰：“姚江天挺豪杰，妙悟良知，一洗支离，其功甚伟，岂可不谓孔子之学？然而非孔子之教也。今其弊昭昭矣。始也扫见闻以明心耳，究且任心而废学，于是乎《诗》《书》礼乐轻，而士鲜实悟；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，究且任空而废行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，而士鲜实修。则亦反其本而已矣。反其本者，文、行、忠、信也。”
胡敬斋与人书，论朱子以后诸儒曰：“西山真氏，庶几乎此。元之鲁斋许氏，虽其道德之全未及于宋，观其所行，端悫务实，亦非世儒训诂之可比也。此外诸儒，皆以考索为足以明道，批注为足以传道，求其操存践履之实者，盖寡焉。若双峰饶氏、公迁朱氏，已不免此弊。其流至于陈氏、吴季子等，则其口语乱道，其不得罪于圣门，吾不信也。居仁思与天下豪杰之士，讲明而践行之，刊落浮华，一趋本实，庶有以革其弊。”又曰：“游康斋先生之门，始知圣贤之学，不在于言语文字之间，而在于身心德行之实。
”而其门人鄱阳余佑序敬斋集曰：“先生学以治心养性为本，经世宰物为用。每患朱子之后，经传既明，学道之士类多口语藉藉，无得于心。故于经书，惟加熟读详玩，涵泳义理，不轻为之注焉。”呜呼！敬斋之学，真今日学者之律令格式也。
敬斋又与罗一峯书曰：“吴草庐初年甚聪明，晚年做得无意思。其论朱陆之学，以朱子‘道问学’，陆子‘尊德性’，说得不是。愚以为‘尊德性’工夫，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养，无非尊德性之事，但其存心穷理之功，未尝偏废，非若陆子之专本而遗末。其后陆子陷于禅学，将德性都空了，谓之能尊德性，可乎？”此数语断尽朱陆之同异。
敬斋又与一峯书曰：“公甫名重海内，与先生交最深。居仁与四方士子，亦以斯道望于公甫。不意天资过高，入于虚妙，遂与正道背驰。不知先生曾疑之否？若曰不知其非，则思修身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知其非而不告，已亏朋友之义。所以辅仁责善者，其失已在我。”又与张廷祥书，极言其学之弊，谓“一峯后来亦有旷大之意，想必为其所染也。”噫！敬斋之黜白沙如此，而学者犹尊而崇之，何也？
《读书记》云：“按二程之学，龟山得之而南，传之豫章罗氏，罗氏传之延平李氏，李氏传之朱氏，此其一派也。上蔡传之武夷胡氏，胡氏传之五峰，五峰传之南轩张氏，此又一派也。若周恭叔、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，亦同自出。然惟朱、张之传最得其宗。”
《宋史·朱子传》云：“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诸生之自远而至者，豆饭藜羹，率与之共。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，而非其道义，则一介不取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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