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方伯连帅会盟征伐，以尊王室之旧事也；《易》者，先王别以开物成务，而命官掌之，乃吉凶以前民用之繇辞也。此皆实政实教，安朝廷而平诸夏者也。是六经，先王以格上下，通神明，肃典章，施教育，和风俗而安民生之宝训。先圣孔子序述为教，使三代政治不散，世熙则文以齐之，而亦不忘武备；世乱则以武戡之，而即诞敷文德。后世之士得之而身修，庶人闻之而身亦修矣。此所谓道。用则举之为行，道不用则传之为明道。故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
’”“为国以礼，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”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不达，使于四方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孟轲曰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经旨昭昭如此，非有他也。且未尝以《易》《春秋》为雅言，不欲哓然而论。今血气未化、世变未达之人，强使剿说，为七十子述圣人是言以教弟子。戴圣、戴德所录，皆失姓氏。惟公孙尼子《缁衣》、檀弓记《礼》、子思《中庸》《大学》传耳。孟轲十四篇，荀卿三十篇，引《诗》《书》最多，皆未尝及《易》。
经传载圣人之言，不为不广，命罕言性与天道，不数数。岂圣人面命不足发七十子，七十子承圣人之教，咸不能入，如水投石焉？后世之儒，又何言人人同，悉深于“无极”焉、“先天”焉、“性”焉？是后世之儒，迈千古圣门，不能如后世之儒之善教；七十子，不能如后儒门人之善学。恐彷佛为见，依倚成语，非古人深造自得之学矣。古称商瞿好《易》，孔子传之，志焉，《易》自此始存也。代有传人，国史记之。后儒直不谓之闻道，苟必致力“无极”、“先天”，乃可阐获精微。
圣人既不见之雅言，后儒所宗颜、曾、思、孟并无一语。商瞿亲闻于圣人，使《易》流万古，不能与周惇颐、邵雍并列。即程颐、朱熹门人杨时、黄干辈，亦不得同为闻道焉，宁不大可伤哉？古经之旨，未尝不传，学未尝绝也。后儒自取私说，妄改古经，追贬七十子，尽削汉唐守道诸儒，恶足信乎？吾先子痛深而思远，尝奉诸儒共诤已久之公论，冒天下之讥，申古经之旨，曰：“圣人之学，修己安人，见之实事；圣人之教，因材而笃，各有所成。”孟轲曰：“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。
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。”学者于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兼之可也，得其一焉可也；能行之又能言之，可也；能行而不能言，亦无不可也。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各成一材，各就一德，王道着而风俗美。圣人之旨如此而已。所谓性命，非经传遗文言之，虽微不可谓之圣门之传。李方子曰：“王氏高谈性命，绝灭史学，足稔中原之祸，君子所深诛而不听者也。”则性命倡自安石，宋已论之矣。天地，静也；性也；诚也；敬也；理欲也；本心也；无极而太极也；
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也。宋儒以为独得古人未识者，此耳。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，董仲舒之言。刘向曰：“凡学，非能益之，达天性也。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，可谓善学者矣。”性则圣人原有定论，其后漆雕开、世硕、子贱、公孙尼子、孟轲、荀卿、告子、扬雄，各立有说，要必以圣人之言为归。“澹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，诸葛亮引《淮南鸿烈》以戒子也。敬，则诸儒守之者甚众。潘尼创“私欲”之论，徐遵明发“本心”之旨，苏绰继“治心”之书，李翱起“诚明复性”之说。
讲辨“太极”，自顾荣、纪瞻、梁武帝、李业兴昔有之。“言无”别，王弼、韩康伯之旧，而“无”之一旨又始张衡也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贾逵称“经之纬之”。戴颙传《中庸》二卷，谢蔺着《中庸颂》，梁武帝撰《中庸制旨》，张绾、朱异、贺琛递述《中庸义》于士林馆，李翱亦专言焉。《中庸》《大学》之别出，六朝已有。孟轲之尊，始扬雄、程曾、赵岐，继于韩愈，奏于皮日休，皆谓自我发之。冤哉！冤哉！纵自我发，安得遂谓古人未识耶？元亨利贞，文王演《易》方有此辞，谓尧舜禹汤未知元亨利贞，其可乎？
孔子赞《易》始着“太极”，谓太极甘盘、傅说、箕子、周召未闻也，可乎？后代视前，亦犹前代视古，又何怪乎？王守仁“良知”之说出，学宗守仁者，以为宋儒未喻也。传圣人之道，将如积薪，然后来者居上耶？后儒所言，非教所急，舍其实而虚是求，居其有而无是论，古经不闻有是训也。苟有人焉，谓宋儒立说，圣人之旨始明，为学之方始备，前代未具也。此亦未闻南人言樵耳。南人梁游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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