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太高而难行，非所以通天下之志。伯夷、柳下惠之贤且异之，况其它乎？吾道者，道之主。求之身，求之家，而已足，乃天下万世准绳也。上古圣人为治，专以事，制器立法，人习之，家传之，无以言为也。中古渐变，治兼以教，事多而言少。三代迭更，至周末，言与事俱多矣。孔子知世日变，处士必横议，言将至于不可止，而盈天下千万世之后，必有以偏乱中、浮害实者，故传七十子以先王之法而定之。圣人虑之如此其深远也。后世之儒，果偏之、浮之、杂之。
盖通诸四民之谓中，信诸一己之谓偏，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，故为性命怳忽之谓浮。偏浮之论盛行，而先王之道乱矣。夫天下，帝王所统御，公卿大夫所经理，而其实则黎庶各竭其力，各尽其智，反相资给，上下咸宜，以充豫安平者也。昔先王治国以及于天下也，深筹而谛审之，知民性不一而才之上下悬殊，则业非可以一事足，而法制不能以一端贤也。乃分民为四焉：其人能学乐诵诗、歌舞俎豆以祀宗庙也，能善记知书、理财治狱任事也，能持弓矢御车马以卫君上也，名之曰士；
专力于稼穑以充仓廪而饱士女，其人名之曰农；百物之器足以裕内外也，其人名之曰工；通致货财于天下，使有无咸取足焉，其人名之曰商贾。士以上之，农以安之，工以丰之，贾以济之。如是则民有成业，闾阎势定，而后国可立也。盖农为国本，百物皆生焉，即车甲、人畜以周社稷，咸赖于农。故农不庶则田野不辟，谷畜寡而仓廪虚，其国必困；工不良则五材不饬，而宫室、衣服、簠簋陋，其国不洁丽以整；贾不来则物货有无不相贷，市廛衰落，金帛不归，其国必贫以弱；
士不讲习六艺以率其子弟，仁义之泽不渐，鲜材通识达可以从政治事之人，则五教不宣，伦常失叙，强暴得以诬上行私，其国不雅顺以久远。苟四民失业，闾阎有饥寒侵夺之患，礼乐崩颓，外内不测，于是乎起而教亦无所施矣。故先王以制度顜画，不以议论铺张；以要道经营，不以意见凑合。无不出之于实，无不行之以中，而国治天下平矣。孔安国曰：‘先君孔子生于周末，遂乃定礼乐，明旧章，断自唐虞以下，讫于周，芟夷烦乱，翦截浮辞，举其宏纲，撮其机要，足以垂世立教。
所以恢弘王道，示人主以轨范也。帝王之制，坦然明白，可举而行。三千之徒，并受其义。’盖欲具实于文，传中于文，使后世得闻先王所以安平四海之故，因文以得中也、实也。修身而家国天下赖之，岂欲播流空文，令后世之士假肆高谈，各执一说，自名为道也耶？故国家欲为治，士大夫欲为学，古经是矣。而空浮谈经，尤足害道。圣人自孔子而止，王道亦自孔子而存。上承二帝三代之典谟，下开修齐治平之学脉。学以出治者，帝王公卿也；学以从政守文者，师儒生徒也；
学以安身立业者，农工商贾也。古经之外，其言道也不中。不中，必多虚少实。可以自全，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夫道散事物，无可专指，人皆得言。无专指，则彼可是此可非；人皆得言，则彼言一道，此言一道。言杂道乱，上不可以为治，下不可以为学。古经者，道之定，治所取，教所本也。治以行之，教以传之。舍实事而传空文，必入于虚浮幽寂矣；外传道而立实事，必至于坏常乱度矣。圣人而后，仲弓、游、夏之徒述《论语》以发明古经中旨。
后世之儒师心自用，敢以旁引杂入之说诬圣人之经，吾道大变。圣门定法，安可不述哉？人志万有不齐，大端不过知者、愚者、贤者、不肖者耳，而过不及存焉。有过有不及者，性也，本乎天者也；无使其过不及者，学而后能，人力然也。知者才高，贤者力厚，贤知乃以其过者为道，愚不肖又以其不及者为道。苟贤知、愚不肖各守其性，旧章还之圣人，犹无大害也。贤者以其过变圣人之旧章，自以为道，自以为传绝学，自以为圣人，流于数百年，大害古经之实旨矣。
阮孚谓卞壸曰：‘卿恒无闲泰，常如含瓦石，不亦劳乎？’壸曰：‘诸君以道德恢弘，风流相尚，执鄙吝者，非壸而谁？’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、谢鲲为达，壸厉色于朝曰：‘悖礼伤教，罪莫斯甚，中朝倾覆，实由于此。’王羲之谓谢安曰：‘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思自效，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’张栻与朱熹书曰：‘元晦学行为人所尊，眼前多出己下。平时只是箴规他人，不是觉自己是处。人亦惮元晦辩论之劲，排辟之严，纵有所疑，不敢深请。
恐谀言多而拂论少，万一于偏处不加省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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