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则如养其本根而枝叶自茂，与告子之‘勿求’者异矣。噫！孰知阳明之所以言孟子者，乃正告子之所以为告子也欤？”吕用晦见而评之曰：“百余年来，邪说横流，生心害政，酿成生民之祸。真范宁所谓‘波荡后生，使搢绅翻然改辙，至今为害，其罪深于桀纣’者。虽前辈讲学先生，亦尝心疑之，然皆包罗和会而不敢直指其为非，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祸益烈。读此，为之惊叹，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终不得而磨灭，亦世运阳生之一机也。至谓‘阳明天资高，但守其心亦能应事’，即朱子谓‘禅家行得好，自是其资质好，非禅之力’。
意然如朱子所称，必富郑公、吕正献、陈忠肃、赵清献诸公，乃可谓之‘行得好’耳。按阳明所为，皆苟且侥幸，不诚无物，吾未见其能应事也。观其通近侍、结中朝，攘夺下功，纵兵肆掠，家门乖舛尤甚，皆载在实录，可考而知也。实录称其‘性警敏，善机械，能以学术自文’，深中其隐矣。”［阳明事迹更当考史料史考］用晦之论阳明，比余更严，然非刻论也。用晦又曰：“凡论佛者曰‘我不佞佛，亦不辟佛’，此必深于佞佛者也；曰‘我不入君子党，亦不入小入党’，此必深于媚小人者也。
故凡谓朱、陆无异同，及阳明之于朱子有合一处者，皆异端之徒，阴阳惑乱之术，不可不辨。”此论尤精。
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三
朱子集中，吴伯丰问：“《孟子序说》引《史记列传》，以为《孟子》之书，孟子自作。韩子曰：‘轲之书，非自着。’先生谓二说不同，《史记》近是。而于《滕文公》首章‘道性善’注，则曰‘门人不能尽记其词’；又于第四章‘决汝汉’处，注曰‘记者之误’。不知如何？”朱子答云：“前说是，后两处失之。熟读七篇，观其笔势，如镕铸而成，非缀缉所就也。”按今《孟子注》仍是伯丰所引，则知朱子于《集注》未及改者亦有矣。然其大本处则必无差，非姚江之徒所可借口也。
朱子答刘仲升书，谓：“平日不曾仔细玩索义理，不识文字血脉，别无证佐考验，但据一时自己偏见，便自主张，以为只有此理，更无别法；只有自己，更无他人；只有刚猛剖决，更无温厚和平；一向自以为是，更不听人说话。此固未论其所说之是非，而其粗厉激发，已全不是圣贤气象矣。”谭梁生《见圣编》，其病正自如此。［见五十三卷］
朱子答项平父书，谓：“告子之病，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，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，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。今人因孟子之言，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，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，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，故于学聚问辨之所得，皆指为外而以为非义之所在，遂一切弃置而不为。此与告子之言，虽若小异，然其实则百步五十步之间耳。以此相笑，是同浴而讥裸裎也。”按愚向直以告子作象山、阳明之流。今观朱子此条，则又见其小异处。
［见五十四卷］
《蒙引》一书，大有功于先儒。如程子云“性即理也”，《蒙引》曰：“‘性即理也’，指心中之理也，故为性。不然，何处不是？”此言岂不大有功于程子乎？
胡世宁在弘治间，言风俗之弊曰：“朝士安于豢养，狃于因循，廉节埽地，趋媚成风。以通达为高致，以廉退为矫激；以推奸避事为老成，以党恶和光为忠厚。其羣居言议所及，心志所向，不曰升官，则曰成家。其有语及国事当忧、民瘼当恤者，则众怒羣猜，百舌排斥，不曰生事，则曰好名，使必无所容身而后已。”愚尝三复斯言，自古风俗之弊，莫不皆然，但有轻重浅深之不同耳。有志世道者，可一日而忘挽回之方哉？
《史记》载晏婴沮孔子之言曰：“夫儒者，滑稽而不可轨法；倨傲自顺，不可以为下；崇丧遂哀，破产厚葬，不可以为俗；游说乞贷，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礼乐缺有间。今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，累世不能殚其学，穷年不能究其礼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”司马温公、金仁山皆疑晏子之贤未必有此事。然朱子于《论语序说》，虽削去其语，而仍载其事，则未尝以为无也。明末有王革论之最详曰：“晏子学于墨氏而精其术。
是故见吾夫子之祭必丰腆也，则以为不若豚肩不掩豆之为愈也；见吾夫子之衣以裼裘也，则以为不若一裘三十年之为愈也；见吾夫子之饮食多不苟也，则以为不若食无兼味之为愈也；见吾夫子之亲丧自尽，而祔于内外者必诚必信也，则曰‘崇丧厚葬，不可以为俗’也，而不知以薄为道之流于忍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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