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，故谓日出之处为“旸谷”。冬南夏北不常厥处，但日由空道，似行自谷，故以“谷”言之，非实有深谷而日从谷之出也。据日所出谓之“旸谷”，指其地名即称“嵎夷”，故云“旸谷、嵎夷一也”。又解“居”者，居其官不居其地，故云“羲仲居治东方之官”。此言“分命”者，上云“乃命羲和”，总举其目，就“乃命”之内分其职掌，使羲主春夏，和主秋冬，分一岁而别掌之，故言“分命”。就羲和之内又重分之，故於夏变言“申命”。既命仲而复命叔，是其重命之也。所命无伯、季者，盖时无伯、季，或有而不贤，则《外传》称“尧育重黎之后，不忘旧者，使复典之”，明仲叔能守旧业，故命之也。此羲和掌序天地，兼知人事，因主四时而分主四方，故举东表之地，以明所举之域。地东举嵎夷之名，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，此为其始，故特详举其文。羲仲居治东方之官，居在帝都而遥统领之。王肃云“皆居京师而统之，亦有时述职”，是其事也。以春位在东，因治於东方，其实本主四方春政，故於和仲之下云：“此居治西方之官，掌秋天之政。”明此，掌春天之政，孔以经事详，故就下文而互发之。○传“寅敬”至“务农”○正义曰：“寅，敬”，《释诂》文。宾者主行导引，故“宾”为导也。《释诂》以“秩”为常，常即次第有序，故“秩”为序也。一岁之事，在东则耕作，在南则化育，在西则成熟，在北则改易，故以方名配岁事为文，言顺天时气以劝课人务也。春则生物，秋则成物。日之出也，物始生长，人当顺其生长，致力耕耘。日之入也，物皆成熟，人当顺其成熟，致力收敛。东方之官当恭敬导引日出，平秩东作之事，使人耕耘。西方之官当恭敬从送日入，平秩西成之事，使人收敛。日之出入，自是其常，但由日出入，故物有生成。虽气能生物，而非人不就。勤於耕稼，是导引之。勤於收藏，是从送之。冬夏之文无此类者，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，“平秩南讹”亦是导日之事，“平在朔易”亦是送日之事。依此春秋而共为宾饯，故冬夏二时无此一句。劝课下民，皆使致力，是敬导之。平均次序，即是授人，田里各有疆埸，是平均之也。耕种收敛使不失其次序，王者以农为重，经主於农事。“寅宾出日”为“平秩”设文，故并解之也。言“敬导出日”者，正谓平秩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。郑以“作”为生，计秋言西成，春宜言东生。但四时之功皆须作力，不可不言力作，直说生成，明此以岁事初起，时言“东作”，以见四时亦当力作，故孔以耕作解之。郑玄云：“寅宾出日，谓春分朝日。”又以“寅饯纳日，谓秋分夕日”也。○传“日中”至“可知”○正义曰：其仲春、仲秋、冬至、夏至，马融云：“古制刻漏昼夜百刻。昼长六十刻，夜短四十刻。昼短四十刻，夜长六十刻。昼中五十刻，夜亦五十刻。”融之此言据日出见为说。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，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。日未出前二刻半为明，日入后二刻半为昏，损夜五刻以裨於昼，则昼多於夜，复校五刻。古今历术与太史所候皆云，夏至之昼六十五刻，夜三十五刻。冬至之昼四十五刻，夜五十五刻。春分秋分之昼五十五刻，夜四十五刻。此其不易之法也。然今太史细候之法，则校常法半刻也。从春分至于夏至，昼暂长，增九刻半。夏至至于秋分，所减亦如之。从秋分至于冬至，昼暂短，减十刻半。从冬至至于春分，其增亦如之。又於每气之间增减刻数，有多有少，不可通而为率。汉初未能审知，率九日增减一刻，和帝时待诏霍融始请改之。郑注《书纬·考灵曜》仍云“九日增减一刻”，犹尚未觉悟也。郑注此云：“日长者日见之漏五十五刻，日短者日见之漏四十五刻。”与历不同。故王肃难云：“知日见之漏减昼漏五刻，不意马融为传已减之矣。因马融所减而又减之，故日长为五十五刻，因以冬至反之，取其夏至夜刻，以为冬至昼短，此其所以误耳。”“鸟，南方朱鸟七宿”者，在天成象，星作鸟形。《曲礼》说军陈象天之行，“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左青龙，右白虎”。“雀”即鸟也。“武”谓龟甲捍御，故变文“玄武”焉。是天星有龙虎鸟龟之形也。四方皆有七宿，各成一形。东方成龙形，西方成虎形，皆南首而北尾。南方成鸟形，北方成龟形，皆西首而东尾。以南方之宿象鸟，故言鸟谓朱鸟七宿也。此经举宿，为文不类。春言“星鸟”，总举七宿。夏言“星火”，独指房、心。虚、昴惟举一宿。文不同者，互相通也。《释言》以“殷”为中，中、正义同，故“殷”为正也。此经冬夏言“正”，春秋言“殷”者，其义同。春分之昏，观鸟星毕见，以正仲春之气节，计仲春日在奎、娄而入於酉地，则初昏之时井、鬼在午，柳、星、张在巳，轸、翼在辰，是朱鸟七宿皆得见也。春有三月，此经直云“仲春”，故传辨之云，既正仲春，转以推季孟之月，则事亦可知也。天道左旋，日体右行，故星见之方与四时相逆。春则南方见，夏则东方见，秋则北方见，冬则西方见，此则势自当然。而《书纬》为文生说，言“春夏相与交，秋冬相与互，谓之母成子，子助母”，斯假妄之谈耳。马融、郑玄以为“星鸟、星火谓正在南方。春分之昏七星中，仲夏之昏心星中，秋分之昏虚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