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经》不知何人所作，《注》中每举本文，必尊之曰经，使此《经》果出于钦，无直斥其名之理。唐人义疏例称孔君、郑君。或曰钦作于前，郭、郦附益于后，或曰汉后地名乃《注》混于《经》，并非。盖钦所撰名“地理志”，不名“水经”。《水经》创自东汉，而魏、晋人续成之，非一时一手作，故往往有汉后地名，而首尾或不相应，不尽由《经》、《注》混淆也。
郦道元博览奇书，掇其菁华，以注《水经》，得从来所未有。唐初名不甚著，逮其中叶，杜佑摭河源、济渎二事以诋之。李吉甫帽有《删水经》十卷，不知取舍如何。是书传习者少，错简阙文讹字不可胜计。宋初犹未散逸，而《崇文总目》云“郦注四十卷，亡其五”，则仁宗之世已非完书。南渡后，程大昌撰《禹贡论》，颇举以相证，而终不能得其要领。金蔡正甫撰《补正水经》三卷，元欧阳原功为之序，谓“可以正蜀版迁就之失”。今其书亦不传。近世文人则徒猎其隽句僻事，以供词章之用，而山川古迹一概不同。孰知为《禹贡》之忠臣，《班志》之畏友哉。唯子鸿深信而笃好之，反复寻味，每水各写为一图，两岸翼带诸小水，无一不具，精细绝伦，余玩之不忍释手，百诗有同嗜焉。昔善长述宜都山水之美，沾沾自喜曰：“山水有灵，亦当惊知己于千古。”至今读之，勃勃有生气，吾三人表章郦注，不遗余力，亦自谓作者有灵，当惊知己于千古也。
班氏所载诸川，第言其所出所入，而中间沿历之地，不可得闻。唯《水经》备著之，出某县向某方，流迳某县某方，至某县合某水，某县入某水，一一明确，间有相去疏阔者，《郦注》又从而补之，其说加密，直可据以绘图。余释九州之文，每水必援《水经》以为证，而于《导水》尤详，更摘取《注》中要语，夹行附提纲之下，亦或有借《注》作提纲者，凡历代史志、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及古今群书之要语，皆荟蕞于其下，目之了了，使学者不出户牖，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势，亦一奇也。大抵著书援古，最忌浑殽割裂，独此处有不得不然者。盖《水经》所叙沿历之地，间有疏阔，道元依《经》注补。今所引必《经》自《经》、《注》自《注》，划然分为二段，则前后不相贯穿，读者反多眩惑，事有变通，不可胶柱。子鸿与余筹之甚悉，海内诸贤幸不以此相讥。
南人得水皆谓之江，北人得水皆谓之河，因目岷江曰大江、黄河曰大河，此后世土俗之称，非古制也。富顺熊过曰：黄帝正名百物，未尝假借，后世乃通之耳。愚谓禹主名山川，亦未尝假借。江、河自是定名，与淮、济等一例，非他水所得而冒。唯汉水、彭蠡水与江水会，始称三江；沅、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，始称九江。盖皆以岷江为主，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，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。后世汉江、章江、湘江、沅江等称，殊乖经义。九河亦然，徒骇至鬲津，旧有此水道，及禹自大伾引河，北行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，因谓之九河，入海处复合为一，与海潮相迎受，故谓之逆河。河未由此入海，亦不名河也。《水经》篇题概曰某水，绝不相假借，深得《禹贡》之意，予爱之重之。
《地志》、《水经》之后，郡县废置不常，或名同而实异，或始合而终离。若不一一证明，将有日读其书，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，不知今在何处，亦有身履其地，目睹其形，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。愚故于引古之下，必曰某县今某县，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，中间沿革颇多，虽不能遍举，其切要者亦不敢遗。郑康成云：“学者既知古又知今。”此穷经之要诀，著书之定法也。不然，则亦有体无用之学而已矣。
禹所名之山，苞举宏远，非一峰一壑之目也。如云云、亭亭、梁父、社首、高里、石闾、徂徕、新甫皆泰山之支峰，禹总谓之岱；自蓝田以至盩厔，总谓之终南；自河内以至井陉，总谓之太行；自上洛以至卢氏，总谓之熊耳。后人递相分析，而各为之名，愈久愈多。释《禹贡》者不明斯义，遂谓洛出冢领，不出熊耳，渭出南谷，不出鸟鼠，淮出胎簪，不出桐柏，种种谬说，皆由此生。然其言太行、终南、则又失之汗漫。太行越恒山而北，终南跨惇物而西，有乖经旨，吾不敢从。至若厎柱、碣石、朱圉、大伾之类，则又狭小孤露，与一峰一壑无异。盖山陵之当路者，不得不举为表识，未可执前例以相绳，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，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。
凡山名不一而足：二名如西倾亦名嵹台，外方亦名嵩高；三名如岱亦名岱宗，又名泰山；四名如岍亦名吴，又名岳，又名吴岳；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，又名黎阳山，又名黎阳东山，又名青坛山；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，斯极矣。今备载以广异闻。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，而实非异山者。如碣石在汉之絫县，而《水经》云在临渝，《后魏志》云在肥如，《隋志》云在卢龙，地名四变而山则一，要皆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也。嶓冢在汉之沔阳，而《后魏志》云在嶓冢县，《隋志》云在西县，《括地志》云在金牛，《寰宇记》云在三泉，《元大一统志》云在大安，《明一统志》云在宁羌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，要皆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也。至若嶓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