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郡一县而当分属二州者，则以有名山大川为标识，不容蒙混。如汲郡有黄河，河南之胙城当属兖，不当属冀。黎阳县有宿胥故渎，渎西属冀，渎东当属兖是也。凡此类悉为之举正。经所言州界多二至，唯徐三至，冀虽不言界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。其未备者，必博考而审别之。如冀北抵沙漠，徐西抵济水，梁东荆西界巫山，豫东兖西界菏泽是也。至于分野主占候，以十二次分配，十二国不足以尽九州之土，与《禹贡》无涉。唯一行“山河两戒”之说，于《导山》《导水》有默契焉，故时引以证《经》。
郑渔仲曰：《禹贡》以地命州，不以州命地。故兖州可移，而济、河之兖州不可移。梁州可改，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改。是以为万世不易之书。史家作志以郡县为主，郡县一更则其书废矣。此至言也。然后世河日徙而南，则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详。河南之济亡，则兖之东南界亦苦难辨。华阳专主商、洛，则梁之西北界茫无畔岸。黑水与雍通波，则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极。《禹贡》之书虽存，徒虚器耳。郡县能乱其疆域，山川亦能变其疆域，向之不可移者，今或移之矣。非研精覃思，博稽图籍，其何以正之。
王者以一人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禹任土作贡，皆祭祀燕飨之需，车服器械之饰，吉凶礼乐之用，国家之所必不可缺者。夫子“无间然”三语，深得其心。非但季世征求之滥不可与同日而论，即伊尹之《献令》，周公之《王会》，恐亦属后人依托，借曰有之，则殷、周之志荒矣。今释厥贡，必一一明其所用，如金银、珠玉、琅玕、怪石、竹木、橘柚、菁茅之类，则尤必详致其辨，使知圣人无一徇欲之事，庶不敢厉民以自养耳。
帝都三面距河，舟楫环通，诸侯之朝贡，商贾之懋迁，行旅之往来，外国之享王，皆以达河为至。其水道曲折，经悉志之于州末，兖、青、徐、扬皆由济、漯以达河，荆、豫皆由洛以达河，梁、雍皆由渭以达河，冀之岛夷由碣石以达河，扬之岛夷由淮、泗以达河，崑崙、析支、渠搜由积石以达河，下文所谓“四海会同”者，具见于此矣。然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，无仰给四方之事，所运者唯贡物，故轻舟可载，山溪可浮，“逾于洛”、“逾于沔”是也。要其间陆行，亦不过数十里，圣人之重民力也如此。后世牛羊用人，若张汤通褒斜之涎，以致汉中之谷，陆运百余里，亦不以为难，其于圣人之心，相去何啻霄壤。
古者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四海。四海之内，分为九州。九州之内，制为五服，以别其远近。甸、侯、绥为中国，要、荒为四夷，所谓“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”者是也。五服之外，尚有余地，亦在九州之域，所谓“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长”者是也。九州之外，夷狄戎蛮之地，不登版图，不奉正朔，王者以不治治之，是为四海。此《禹贡》五服、九州、四海之名义也。宋儒见它书所称四海有以水言者，遂一切拨弃古训，以四海为海水，四夷为外国。殊不知《禹贡》九州之内，自有中国蛮夷之别。甸、侯、绥三服则壤成赋之区，名曰中邦。要、荒二服为夷为蛮。沈尹戌曰：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。仲尼曰：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。即其地也。不然，郯子岂外国之君长，而大荒绝域亦安能为天子守邪！
禹锡圭告成，唯据十三年中已然之事，录之以成书，其后非必一一尽同也。如舜绍尧肇十有二州，则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。封十有二山浚川，则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。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，汝平水土，惟时懋哉，不仅如此篇所纪而已也。至于土田之肥瘠，贡赋之多寡，声教之远近，它时亦必有小异。说经者但当就《禹贡》以释《禹贡》，若牵合前后，则反多窒碍矣。
地域之分，以高山大川为限，后世犬牙相制之形无有也。水土之功，以决川距海为则，后世曲防逆阞之事无有也。税敛之法，以土田物产为赋，后世口率音律。出钱之令无有也。九州之贡所以给邦用，后世奇技淫巧之供无有也。四海之贡所以表向化，后世珍禽瑰宝之献无有也。达河之道所以通贡篚，后世飞刍挽粟之役无有也。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，后世设险守国之计无有也。六府之修所以养民生，后世山林川泽之禁无有也。土姓之锡所以褒有德，后世强干弱枝之虑无有也。武卫之奋所以戒不虞，后世拓土开边之举无有也。声教之讫所以大无外，后世招来诱致之术无有也。想其时民安物阜，别有一天地，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。觉三代以降，号称善治者，犹未免为小康之事，衰世之意。《礼运》首述孔子之言，先儒疑为老庄之绪余，由今思之，殆不然也。学者熟读《禹贡》而有得焉，非惟知识日进于高明，抑且心术渐登于淳古。
己卯，余复入帝城，谒大司徒吉水李公，以《禹贡锥指》就正。公览之，喜曰：是书博而不杂，精而能赅，不惟名物殚洽，兼得虞夏传心之要，出以问世，谁曰不宜。余负墙而谢。今春，公寓书天津，以示刘侍御西谷先生，先生一见称赏，谓从来所未有，复于李公序而行之，诚异数也。嗟乎，积病无憀，终日仰面看屋梁，著书当时，聊代萱苏，今乃重灾梨枣，詅音令。痴符之诮，其能免乎？
康熙辛巳夏五，德清胡渭元名渭生，字胐明，一字东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