莒而郓逆服，故书取不书伐；十年晋以取郠讨公，故书伐不书取。其伐国围邑，书围以否，亦从告也。
○注“书取”至“娄乡”。
○正义曰：襄十三年传例曰：“凡书取，言易也。”知此书取亦言易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“陈留郡县，故杞国，武王封禹之后东楼公。”是杞本都陈留雍丘县也。《志》又云：“北海郡淳于县。”应劭曰：“《春秋》州公如曹，《左氏传》曰：淳于公如曹。”臣瓒案：“州，国名，淳于，国之所都。”此淳于县於汉属北海郡，晋时属东莞郡。故《释例 土地名》云：“州国都於东莞淳于县。”以雍丘、淳于虽郡别而竟连也。桓五年传称：“淳于公如曹，度其国危，遂不复。”六年春“实来”，虽知其国必灭，不知何国取之。襄二十九年晋帅诸侯“城杞”。昭元年祁午数赵文子之功云“城淳于”。是知淳于即杞国之都也。僖十四年“诸侯城缘陵而迁杞”，不知从何而迁，故云“淳于公亡国，疑似并之”，而迁居其地。僖十四年又从淳于而迁於缘陵。襄二十九年又从缘陵而迁於淳于。以无明文，疑不敢质，故言“推寻事迹”，似当然也。若然淳于为杞所并，定似不虚，而迁都淳于未有事迹。自雍丘而迁缘陵，亦可知矣。而且必言迁都淳于。又从淳于迁缘陵者，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国，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，则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，又杞之所都，故疑未都缘陵之前，亦都淳于也。取国易者则直言“取”，若取邿、取鄟之类是也，故不须加“伐”於上。若其伐国取邑，其邑既小，不得名通，若不加“伐”於上，不知得何国之邑，是以虽易亦加“伐”，文则“伐杞取牟娄”、“伐邾取须句”之类是也。成二年“取汶阳田”，乞师盟主，兴兵伐齐，得邑既难，而亦书“取”者，因其伐齐，晋使还汶阳之田，鲁不加兵，故书“取”，从易也。刘君或疑此意，遂云“上言伐，下言取者，非易”，以规杜氏，非也。
戊申，卫州吁弑其君完。称臣弑君，臣之罪也。例在宣四年。戊申，三月十七日，有日而无月。
○弑，本又作杀，同，音试。凡弑君之例，皆放此，可以意求，不重音。完音丸。
[疏]注“称臣”至“无月”。
○正义曰：宣四年传例曰：“凡弑君：称君，君无道也；称臣，臣之罪也”。注云：“称君，谓唯书君名。而称国以弑，言众所共绝也。称臣者，谓书弑者之名，以示来世，终为不义。”然则此称州吁之名，称臣弑君，是臣之罪也。言完非无道，而州吁为贼也。州吁实公子，而不称公子者，传文更无褒贬，直是告辞不同，史有详略耳。公子虽复非族，而文当族处，《春秋》书族以否，大有乖异，故杜备言之。《释例》曰：“寻案《春秋》诸氏於之称，甚多参差，而先儒皆以为例。欲讬之於外赴，则患有人身自来者，例不可合，因以辟陋未赐族为说。弑君不书族者四事。州吁、无知，不称公子、公孙，贾氏以为弑君取国，故以国言之。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国，而独称公子宋督，贾氏以为督有无君之心，故去氏。案传自以先书弑君见义，不在於氏也。宋万，贾氏以为未赐族。案传称南宫长万，则为已氏南宫，不得为未赐族也。执杀大夫不书族者二事，楚杀得臣与宜申，贾氏皆以为陋。案楚杀大夫公子侧、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，皆称氏族，无为独於此二人陋也。欲以为通例，则有若此之错。欲以为无义例，则传曰‘嘉之，故不名’、‘书曰仲孙，嘉之’、‘书曰崔氏，非其罪’、‘翚、溺帅师，皆曰疾之’、‘称族，尊君命’、‘舍族，尊夫人’、‘尊晋罪己’之文，炳然著明。以此推之，知亦非仲尼所遗也。斯盖非史策旧法，故无凡例。当时诸国，以意而赴，其或自来聘使者，辞有详略。仲尼脩《春秋》，因采以示义。义之所起，则刊而定之；不者即因而示之，不皆刊正也。故蔡人嘉赴，而经从称季。传曰：蔡人嘉之，书崔氏。传亦曰：且告以族，明皆从其本也。书司马华孙来盟，亦无他比，知非大例也。然则总而推之，《春秋》之义，诸侯之卿，当以名氏备书於经。其加贬损，则直称人。若有褒异，则或称官，或称氏。若内卿有贬，则特称名，文不直言鲁人，故异於外也。若无褒无贬，传所不发者，则皆就旧文，或未赐族，或时有详略也。推寻经文，自庄公以上，诸弑君者皆不书氏，闵公以下皆书氏，亦足明时史之异同，非仲尼所皆刊也。”是杜解州吁不称公子之意。杜知然者，正以经之所书无常比例。褒则或书官，或书氏；贬则或称人，或去族。既无定例，明非旧典。仲尼有所起发，则刊正旧史，无所褒贬，则因循故策。仲尼改者，传辨其由。传所不言，则知无义。正是史官自有详略故耳。戊申在癸未之后二十五日，更盈一周，则八十五日。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，则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。虽承二月之下，未必是二月之日。故《长历》推此年二月癸亥朔，十日壬申，二十二日甲申，不得有戊申也。三月壬辰朔，则十七日有戊申也。此经上有二月，下有夏，得在三月之内，不是字误，故云有日而无月。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，而经有“壬申公朝于王所”，有日而无月，经有比类，故知此亦同之。凡如此者有十四事。
夏，公及宋公遇于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