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一治，故曰“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”。吁，散之有统，操之有要，朝廷之政无不举矣。
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。乃立地官司徒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。乃立春官宗伯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。
乃立夏官司马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。乃立秋官司寇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。
乃立冬官司空，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（冬官亡，以元吴澂说补之）。
郑玄曰：“六官司徒、司马、司空皆云司，以其各能一官，不兼群职。太宰不言司者，以其总御众官，不主一官之事。宗伯亦不言司者，以其祭祀鬼神，鬼神非人所主故也。”
臣按：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。唐虞之世有九官，至周始分职为六卿。周公作《周礼》，以此为太宰建邦之六典，至成王训迪百官，又复申明焉。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，朝廷之政统于六典，所谓治、所谓教与夫礼、政、刑、工，天下事尽于此矣。洪惟我太祖高皇帝，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，罢丞相而设尚书、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，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，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，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。臣故举此以为总论朝廷之政，盖以遵圣祖之制，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，其纲领在此也。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，简卿佐之任，以为朝廷出政之本。其未用也慎于选择，不胜任也亟罢之，其既任也专于委注，能举职也久任之，则治古之治不难复矣。臣不胜惓惓。
《礼记》：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。故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，礼、乐、刑、政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
又曰：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臣按：礼乐者刑政之本，刑政者礼乐之辅，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、出治道，使天下如一家、中国如一人者，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，是则所谓修道之教，王者之道，治天下之大经、大法者也。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，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，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、禁令，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、宪度。始也治道由此而出，终也王道因此而备。礼也，乐也，政与刑也，其用在天下，其本在朝廷，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、备王道之制，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，使之四达于当时，通行于天下，其为治也孰加焉？
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道（犹引导，谓先之也）之以政（谓法制、禁令），齐（所以一之也）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（谓苟免刑罚，无所羞愧）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（谓制度、品节），有耻且格（格，致也，谓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政者为治之具，刑者辅治之法，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，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，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（谓政刑），又当深探其本（谓德礼）也。”
臣按：德礼政刑四者，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。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二，而言其效有浅深；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，而言其事相为终始，要之，圣贤之言互相发也。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，然人非一人、地非一地，人所禀有偏全，地所至有远近。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，须必有礼以一之，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；苟导之而不从、化之而不齐，非有法制、禁令又不可也。法制以示之于前，禁令以约之于后，彼犹悖礼而梗化，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！孟子曰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有政刑而无德礼，是谓徒法；有德礼而无政刑，是谓徒善。为政之道于斯四者，诚不可以缺一者也。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，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。
宋朱熹告其君曰：“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，斯民之休戚系守令（今之知府、知州、知县）之贤否，然而监司者（今之布政、按察司官）守令之纲也，朝廷者监司之本也，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。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，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，惟以正朝廷为先务，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，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，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，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，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，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，以共图天下之事。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，亲而否者虽迩必弃，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，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，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。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，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，重其任以责其成，举其善而惩其恶，夫如是，则事之所谓利、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，事之所谓病、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。”
臣按：朱熹此言虽为当时时君而发，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，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