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皆决于尚书省。
臣按：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，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，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，有闲旷之土，分军以立屯堡，俾其且耕且守，盖以十分为率，七分守城、三分屯耕，遇有儆急，朝发夕至，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，其法视古为良。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，其牛具、农器则总于屯曹，细粮、子粒则司于户部，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，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，每军受田二十亩、纳租六石，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。臣窃以为，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，其田率多膏腴，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，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，请如唐人，较其水陆腴瘠、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、收率多少，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，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，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，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，公私两便，上下俱足矣。
元和中，振武军饥，宰相李绛请开营田，可省度支漕运。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，起代北垦田三百顷，出赃罪吏九百余人，给以耒耜、耕牛，假种粮，使偿所负粟，一岁大熟。因募人为十五屯，每屯百三十人，人耕百亩，就高为堡，东起振武，西逾云州，极于中受降城，凡六百余里，列栅二十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，岁收粟二十万石，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。
臣按：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，得粟二十万石，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，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。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，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，今国家烟火万里，卫所列峙，又值边圉安靖之时，虽时或有侵轶，未尝举大众入深地，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，按前人之行事，东起辽东、西尽甘凉，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，因其地势，相其土宜，立为营堡，开垦田畴，分军耕种。当夫耕耘收获之时，除老幼守城外，凡有丁壮尽室而行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，开凿沟堑，为烽堠以瞭望之，出游骑以巡哨之，遇有寇盗入境，未至之先豫知儆备，势可敌则拒之，不可敌则避之。如此，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，年年皆有收获之入，边储自然给足，可以省内挽之劳，可以严外侮之备。
宋太宗端拱中，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，大兴河北营田。先是，雄州东际于海，多积水，戎人患之，不敢由此路入寇，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，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，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，因水陆之便，建阡陌、浚沟洫，益树五谷，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，故遣恕等经营之。恕密奏：“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，一旦使冬被甲兵、春执耒耜，则恐变生不测。”乃止。
臣按：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，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。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，魏晋至唐皆行之，未尝不用兵也，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、冱寒硗卤之地，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，今宋之所谓边者，乃在中国，非边徼也，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。呜呼，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，不顾事体之可否，一惟徇人情之从违，何以立国哉？古不云乎，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”，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，分军耕种，不必征其租入，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，但使人人奋耕、家家有积，边城自然充足，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，俾其赍价来籴，家积有余，市价自平，不独边用不亏，边军皆赡，而内郡之民亦省矣。
宋淳化中，临津令黄懋上书，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，自言：“闽人闽地种水田，缘小导泉，倍费功力，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，引水溉田，省功易就。”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，懋充判官，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，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，于雄、莫、霸等州兴堰六百里，置斗门，引定水灌溉，初年种稻，值霜早不成，次年方熟。初，承矩建议，沮之者众，武臣耻于营葺，群议益甚，几于罢役，至是议者乃息莞。蒲蜃蛤之饶，民赖其利。
马端临曰：“兵与农共此民也，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，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，虽唐府兵之法犹然，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，且耕且戍，以省馈饷，尤为良法。自府兵之法既坏，然后兵农判而为二，不独农疲于养兵，而兵且耻于为农，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，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？”
臣按：宋都汴梁，去雄、霸等州几三千里，而又与契丹为界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，当四方无事之时、人民繁庶之际，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，诚无难者。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，是亦足国用、省漕卒之一助也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，令专稼政，以资牧养之用。
臣按：今京畿之地，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，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，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。伏乞英断，一节勒归，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，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，亦因之补助军粮，以省馈饷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张阐言：“荆襄屯田之害，非田之不可耕也，无耕田之民也。官司虑其功之不就，不免课之游民，游民不足，不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