废乐坏之时，人但知以玉帛、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，故圣人以是为言。云云者，谓人所常言也。乎哉者，疑而反之之辞也。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，不在于玉帛、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。
《中庸》：子思曰：“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”郑玄曰：“言作礼乐者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。”
朱熹曰：“有位无德而作礼乐，所谓愚而好自用；有德无位而作礼乐，所谓贱而好自专。”
臣按：为治之道，其最大者在礼乐，故必有德、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。虽然，此言创始者耳，若夫承天践祚之君，膺天命之重，居五位之尊，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，选用贤能，发挥盛制，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，以贻后时之悔。
《汉书礼乐志》曰：六经之道同归，礼乐之用为急。
臣按：所谓六经者，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礼》《乐》也，今世《乐经》不全，惟见于戴《记》中之《乐记》。说者因班固此言，谓《易》以道礼乐之原，《书》以道礼乐之实，《诗》以道礼乐之志，《春秋》以道礼乐之分。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，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。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，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、汉以来功利之私，则古治不难复矣。
欧阳修曰：“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，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。”朱熹曰：“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”
臣按：修之言曰：“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，衣裳冕弁以为服，尊爵俎豆以为器，金石丝竹以为乐，以适郊庙，以临朝廷，以事神而治民，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、聘问，欢欣交接以为射乡、食飨，合众兴事以为师田、学校，下至里闾田亩、吉凶哀乐莫不一出于礼。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、友弟、忠信、仁义者，常不出于居处、动作、衣服、饮食之间，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。”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，使天下安习而行之，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。及三代以亡，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，自天子百官、名号位序、国家制度、宫车服器一切因秦，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，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，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，大抵安于苟简而已。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、狱讼、兵食为急，曰此为政也，所以治民；至于三代礼乐，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，时出而用之郊庙、朝廷，曰此为礼也，所以教民。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，故自汉以来史官所纪事物名数、降登揖让、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，所谓礼之末节也。然用之郊庙、朝廷，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，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，况欲识礼乐之盛，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？修为此言可谓尽古今礼乐之事，后世君臣有志于复三代之治者，其尚视此言以为准则，痛革后世苟简之政而必以礼乐为本，凡其所以施于政治之间者或寓三代礼乐之意于中，庶几今世复见古昔之盛治，岂非万世之幸哉？
周敦颐曰：“礼，理也；乐，和也。阴阳理而后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，故礼先而乐后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，阴也；乐，阳也。此《太极图》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。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，亦此理也。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，鲜不流于慢者。”
陈淳曰：“礼乐不是判然两物不相干涉，礼只是个序，乐只是个和，才有序便顺而和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，如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所以相戕相贼、相怨相仇。如彼其不和者，都缘先无个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夫妇之礼，无亲义序别便如此。”
臣按：敦颐此言推原礼乐之本，然必其本立而后备其仪文、度数、声容、节奏之制，不然其如礼乐何哉？
胡寅曰：“仁者所行皆理，故可以为礼；所安皆乐，故可以为乐。此礼乐之本也。”
臣按：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论，后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为文饰之具，所行不必皆合理，而其所安者乃在于彼而不在于此，凡其所以纷然杂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乐而姑为，是使天下后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礼好乐之名耳，政昔人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也。吁，内多欲者固不能有仁义，既无仁义又安能兴礼乐哉？
以上总论礼乐之道。臣按：宋儒朱熹上疏于其君谓：“遭秦灭学，礼乐先坏，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，其颇存者三礼而已。《周官》一书固为礼之纲领，至其仪法、度数则《仪礼》乃其本经，而《礼记郊特牲》《冠义》等篇乃其义疏耳。前此犹有三礼等科，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，自王安石弃罢《仪礼》独存《礼记》之科，弃经任传，不过习为虚文以供应举。若乃乐之为教，则又绝无师授，律尺短长、声音清浊，学士、大夫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为阙也。欲以《仪礼》为经，而取《礼记》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其本经之下，具列注疏诸儒之说，但私家无书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