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其正”，盖必求之吾之心思、竭乎吾之耳力，因其所易而后及其所难，因其所习而后及其所未达，为之以其渐，循之以其方，深造之以其道。《记》曰：“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。”今世古制无复存者，虽是述之其与作者之功何异，吾无圣人之天资而欲任圣人之创作，可乎？既不敢作而欲述之，又无可因而以为述之之地，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，求之之道先从吾身始。晋人有言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”，言渐近自然耳，黄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者，有由然也。六经之中，论乐之最先者莫先于《虞书》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之四言，此万世论声乐之祖也。史亦称大禹声为律、身为度，孔子正乐亦以雅、颂得所为先，古之乐器无存，而存者亦多非古制，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诗乃商周祭祀、燕享及房中所歌者，其篇章宛然三代之旧也，无所欠阙。《大戴礼》云：“凡雅二十六篇，其八篇可歌。”《晋志》亦云：“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，一曰《鹿鸣》，二曰《驺虞》，三曰《伐檀》，四曰《文王》，皆古声辞。”戴《记》颇有阙误，篇数不可考，汉末止存三篇而加以《文王》，不知其何自来也。其后改作新辞，旧曲遂废。至唐开元，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《鹿鸣》《四牡》《皇皇者华》《鱼丽》《南有嘉鱼》《南山有台》《关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《鹊巢》《采蘩》《采袴》十二篇之目，而其声亦不得闻矣。宋时有赵彦肃者，传此十二诗之谱，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吕，即开元遗声也。朱子既以载之《仪礼经传》中以为诗乐，且谓古声亡灭已久，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，疑古乐有唱有叹，唱者发歌句也，和者继其声也，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、散声以叹发其趣。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，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，为此故也。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，则古诗篇篇可歌，无复乐崩之叹矣。夫岂然哉？又其以清声为调似非古法，然古声既不可考，姑存之以见声歌之仿佛，以俟后之知乐者。噫，朱子非知乐者哉，而姑为是谦退之辞耳。大贤若朱子而不任其责，后世之人又孰有过于朱子者哉？人人皆为是言，则此乐直至天地之戍会，永无可复之期矣。虽然，与其不能尽复天地之纯全，而略得以见古人之仿佛，犹贤乎已。夫有之而不全，犹胜于全无而不有也。汉、唐以来，郊庙、燕享未尝不用乐，而乐之用或至于用郑卫之音，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仿古人之乐，虽不全于古而犹仿佛于古，岂不愈于郑卫之音也哉？程子曰：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，古人之诗其音调不复可知已，而今之歌曲虽出时人之口，而亦有所沿袭，如向所谓十二诗，于《鹿鸣》等六诗云“黄钟清宫”，注云“俗呼正宫”；《关雎》等六诗云“无射清商”，注云“俗呼越调”。所谓黄钟清宫、无射清商，世俗固不知所以为声，而正宫越调之类，宋世所谓诗余、金元以来所传南北曲者，虽非古之遗音，而犹有此名目也。夫人能为之而闻之者亦能辨别其是否，诚因今而求之古，循俗而入于雅，以求古人之所仿佛者万，一天生妙解音乐之人如师旷、州鸠、信都芳、万宝常、王令言、张文收之辈，必能因其仿佛而得其纯全者焉。因声以考律，正律以定器，三代之乐亦可复矣，然如此之人岂易得哉？吁！必待后夔而后作乐，必待师旷而后听音，斯人不世出而乐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，而音岂可不听哉？世无后夔、师旷，而后夔之心、师旷之耳则人人有也，万古如一日也。昔宋李照、胡瑗、阮逸改铸钟磬，徐复笑之曰：“圣人寓器以声，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，其可用乎？”其后卒无所成如复言，房庶亦言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，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，器与声朴，后世稍变焉，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以方响，丝竹琴箫也后世易之以筝笛，笙匏也攒之以斗，埙土也变而为瓯。敔木也贯之以板，凡若此者八音之变也，亦犹大辂起于推轮、龙艘生于落叶，其变则然尔。古者食以俎豆，后世易以杯盘，簟席以为安，后世更以榻案，使圣人复生，不能舍杯盘、榻案而复俎豆、簟席也，八音之器岂异此哉？孔子曰“郑声淫”，岂其器不古若哉？亦疾其声之变耳。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，去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，则感人心、导和气，不曰治世之音乎？然则世所谓雅者未必如古，而教坊所奏岂尽淫声哉？庶之此言虽非穷本之论，而不谓之知变不可也。《乐记》曰“穷本知变，乐之情也”，乐之本同而其变则异，同者其精者也，异者其粗者也，推其异而合之同，举其粗而归之精，则其体凝一矣。臣请明诏天下求知音律者，内而朝着、外而州郡，隐而草泽之士、贱而技艺之流，许其自陈及臣僚荐举，聚于一处，俾其各就所能，因其明处而各罄其所知，用今世所奏之乐、今日所歌之辞，度其腔调，按其节拍，先求世之所谓正宫、越调之类，以究古人清宫、清商之调，依俗法之所移换，寻古调之所抑扬，然后被之于丝、吹之以竹、宣之以金、收之以石，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之即合，作于一堂之间而有和应之美，不徒协夫奏者之心而且谐之听者之耳，无间贤愚、贵贱一是同和，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，即蔡元定之《律吕新书》、朱文公之《通解》“钟律”，依其说、按其法而讲究其所当然之则，与其所以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