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“民亦人也，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，知者之事也。”或问熹曰：“所谓鬼神非祀典之正，何以使人敬之以为祀典之正，又何以使人远之？”曰：“圣人所谓鬼神无不正也，曰远者以其处幽，故严之而不渎耳。若其非正，则圣人岂复谓之鬼神哉？在上则明礼以正之，在下则守义以绝之。”
臣按：明则有礼乐，礼乐乃人道之所宜，固所当务也。幽则有鬼神，鬼神之理微妙难名，以为有耶则视无形而听无声，以为无耶则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，固不可不致其敬，尤不可不致其严，敬而严则能敬而远之矣。
《中庸》曰：“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，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？”
朱熹曰：“郊祀天、社祭地，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禘，天子宗庙之大祭，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庙，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尝，秋祭也，四时皆祭，举其一耳。礼必有义，对举之互文也。示与视同，视诸掌言易见也。”
谭惟寅曰：“治道不在多端，在夫致敬之间而已。当其执圭币以事上帝之时，其心为何如？当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时，其心为何如？是心也举皆天理，无一毫人伪介乎其间，鬼神之情状、天地万物之理聚见于此，推此心以治天下，何所往而不当。”
臣按：祭祀之道曰仁、曰孝、曰诚、曰敬而已，四者皆出于心，治天下之本端有在于是一祭祀之间，而治天下之道具于此，故曰“明乎此者，治国其如视诸掌乎”。
朱熹曰：“天有显道，厥类惟彰，作善者降之百祥，作不善者降之百殃。是以人之祸福皆其自取，未有不为善而以谄祷得福者也，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，而况帝王之生，实受天命以为郊庙、社稷、神人之主，苟能修德行政，康济兆民，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、之来何待于祷？如其反此，则获罪于天，人怨神怒，虽欲辟恶鬼以来真人亦无所益。又况先王制礼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报本享亲皆有常典，牲器时日皆有常度，明有礼乐、幽有鬼神，一理贯通，初无间隔，苟礼之所不载即神之所不享，是以祭非其鬼即为淫祀。淫祀无福，经有明文，非固设此以禁之，乃其理之自然，不可得而易也。其或恍惚之间如有影响，乃是心无所主，妄有忧疑，遂为巫祝、妖人乘间投隙以逞其奸欺诳惑之术，其术既行，则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，古今以此坐致乱亡者何可胜数，其监非远，苟非致精学问以明性命之理，使此心洞然无所疑惑，当有即有，当无即无，则亦何据以秉礼执法而绝妖妄之源乎？先王之政，执左道以乱政、假鬼神以疑众者皆必诛而不以听，其虑深矣，然传有之，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，明于万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类，则其为妄盖亦不甚难察。”
臣按：朱熹上封事于其君，此其所谓明义理以绝神奸者也。盖义理明则此心洞然无所疑惑，故于所当祭者祭之而不疑，于其所不当祭者绝之而不惑，其间所谓致精学问一语，真诚明义理之要也。义理苟明则天地之性、万物之理昭晰于心目之间，而神怪非类不能惑而罔之矣。
以上总论祭祀之礼（下）
卷五六
▲郊祀天地之禮（上）
《虞書》：肆類於上帝。朱熹曰：“類是祭天之名，與旅上帝同，其義不可曉。”
胡宏曰：“夫聖人名必當物，祀上帝而謂之類者，本乎天者鹹在其中也。”
臣按：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《舜典》也，上帝之祭前此未有其名，雖《易》有“殷薦上帝”之象，然象乃孔子所筆也，《書》之所謂類者，蓋虞廷史臣之辭，在周前千有餘年。臣竊意其所謂類者，史臣紀舜受命之初，其祭告於神也，皆類合於上帝，不言後土者，言天則地在其中，猶《中庸》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後土，注謂其省文耳。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《周禮》，雖曰必順陰陽、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，庶得其神之來享，然天與地對、皇天與後土對，六經言天必與地俱，孔子言郊多與社並，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，豈得為瀆乎？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，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龐雜，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？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，惟《周禮》祭天則用冬之日至，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，歲正之首未遑他事，首舉上天之祭，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，是蓋一代之製，後世因之可也，別以義起亦可也。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，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？夫事苟合義，固不當以人廢，矧在周之前明有《虞書》之文，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？漢儒解《周禮》類造之言非解《書》也。夫周有冬至之祭，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可也，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，其行禮者何時，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？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，冬至祀天於圜丘，夏至祀地於方丘，一如《周禮》之製，行之數年，風雨不時，天多變異，乃斷自宸衷，複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，凡所謂六宗、山川、群神皆各為壇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