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是则仁让之善积于一家而仁让之化形于一国，所谓不出家而教成于国也。苟或贪而不让、戾而不仁，恶念生于一人则一国便有作乱之事，所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。虽然，为善则难、为恶则易而其善恶难易之机由于君之一身，而机者何？弩之牙也。矢之发动由乎弩机，一发动焉则势有不可遏者，以身示教者可不谨其机乎？所谓机者在于君身则其心之意也，心之发动是之为意。人君欲广其教于天下，不假强为，在识其善念端倪之初处，动其机以发之，从此推广去耳。嗟乎，一念之善与恶乃尧舜、桀纣之所以分，尧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，其身既修其家可教，有诸己而求诸人，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；桀纣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，其身不修其家不可教，而无诸己而求诸人，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。
子曰：“庶矣哉。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朱熹曰：“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，故制田里、薄赋敛以富之；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，故必立学校、明礼义以教之。”
胡寅曰：“天生斯民，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，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。汉之文明、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，西京之教无闻焉，明帝尊师重传，临雍拜老，宗戚子弟莫不受学，唐太宗大召名儒，增广生员，教亦至矣，然而未知所以教也。三代之教，天子公卿躬行于上，言行、政事皆可师法，彼二君者其能然乎？”
臣按：曰庶、曰富、曰教三者，自尧舜以来为治之大节目、大纲领也。盖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为之司牧，付之以庶、富、教之三事，人君承上天之付托为万民之父母，必当尽治、教、养之三事，养之以至于繁庶，治之以至于富足，教之以至于仁厚，则尽乎父母斯民之责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。苟为不然，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，适乎己而不恤乎人，生齿日至于衰耗、田里日至于贫窘、民俗日至于靡荡，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。就三者之中论之，庶、富者君之事也，教者师之事也，三代以来尽君道者间或有之，兼尽师之道者盖亦鲜矣。
孟子曰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，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放勋曰：‘劳之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’”
朱熹曰：“人之有道，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。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，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，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。《书》曰‘天叙五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’，此之谓也。放勋，本史臣赞尧之辞，孟子因以为尧号也。德，犹惠也。尧言劳者劳之，来者来之，邪者正之，枉者直之，辅以立之，翼以行之，使自得其性矣，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，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，盖命契之辞也。”
臣按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，有其性而或以气禀之偏、或为物欲之蔽，遂去禽兽也几希。圣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，视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，乃至去禽兽也不远，谁之责欤？吾为人之君而不能尽君人之责，使人不远于禽兽，则凡吾所治者皆狘之物也，吾何以为治哉？非徒负斯人之仰戴而实负上天之付托也，宁能不忧于心乎？忧之而修为之教，命臣以掌其事，立法以为之制，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，然后吾之责塞而吾之忧释矣。后世人主知忧此者盖鲜矣，忧之一言，唐虞圣帝所以战兢惕厉而致雍熙泰和之治，其本在此欤。
《汉书食货志》曰：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四里为族，五族为党，五党为州，五州为乡，乡万二千五百户也。邻长位下士，自此以上稍登一级，至乡而为卿也。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，庠则行礼而视（读为示）化焉。春令民毕出在野，冬则毕入于邑，所以顺阴阳、备寇贼、习礼文也。春将出民，里胥平旦坐于右塾，邻长坐于左塾，毕出然后归，夕亦如之，入者必持薪樵，轻重相分，斑白不提挈。冬，民既入，妇人同巷相从夜绩，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，必相从者，所以省费燎火，同巧拙而合习俗也。男女有不得其所者，因相与歌咏，各言其伤（怨刺之诗），是月余者亦在于序室。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入大学，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。
臣按：成周盛时，其富而教之其规条之详如此。当是之时，男有教、女有业，而无外慕出位之思、非礼犯分之为，此乖争陵犯之风所以不作也。
汉贾谊言于文帝曰：“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，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，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。礼云礼云者，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，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。”
臣按：为治大要二，礼与法也。礼也者教化之所从出者也，谊所谓绝恶于未萌、起教于微眇，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，则礼之所以禁于将然者也。法之为法，禁于已然者，则反是禁于将然则不肃而成、不严而治，而天下咸囿于孝弟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