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为人师，正与此意互相发也。”
臣按：《学记》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，而此则云温故知新可以为师。可云者，明未至此者不可以为师，非以为能如是则为师有余也。若夫不足之云者，非但不可且不足矣，不足者有余之对也。
子曰：“中人以上可以语（告也）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，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。”
张栻曰：“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，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。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，非惟不能以入，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，亦终于下而已矣。故就其所及而语之，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，而渐进于高远也。”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颜渊曰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”子思曰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
孟子曰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
臣按：孔门之教，知、行二者而已。博学于文、约之以礼，孔门之教也。博我以文、约我以礼，颜子受孔子之教以为学也，子思所谓博学而继之以问、思辨而笃于行，孟子谓博学详说而反之以约，皆是理也。三千之徒莫不闻其师说，而颜子独以为己有而谓之博我、约我，则似孔子专为颜子设此教也。呜呼！此孔子所以善诱而颜子所以好学也欤。曾子之作《大学》，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，子思得于曾子，孟子得于子思，一知行之外无余法焉。周、程、张、朱之学皆不外此，而陆九渊者乃注心于茫昧而外，此以为学，是果圣人之学哉？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尹焞曰：“德必修而后成，学必讲而后明，见善能徙，改过不吝，此四者日新之要也。苟未能之，圣人犹忧，况学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
朱熹曰：“志者心之所之之谓，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，知此而心必之焉，则所适者正而无他岐之惑矣。据者执守之意，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，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，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。依者不违之谓，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，工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，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。游者玩物适情之谓，艺则礼、乐之文，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法，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，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，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。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，盖学莫先于立志，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，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，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。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焉，则本末兼该，内外交养，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。”
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。”
程颐曰：“愤、悱，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。待其诚至而后告之，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。”又曰：“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，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，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，启谓开其意，发谓达其辞。物之有四隅者，举一可知其三。反者，还以相证之义。复，再告也。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，因并记此，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。”
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程颐曰：“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。忠信，本也。”
金履祥曰：“文、行、忠、信，此夫子教人先后浅深之序也。文者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文，所以考圣贤之成法、识事理之当然，盖先教以知之也。知而后能行，知之固将以行之也，故进之于行。既知之又能行之矣，然存心之未实，则知或务于夸博而行或出于矫伪，安保其久而不变，故又进之以忠、信。忠、信皆实也，分而言之则忠发于心而信周于外。程子谓发己自尽为忠，循物无违谓信，天下固有存心忠实而于事物未能尽循而无违者，故又以信终之。至于信，则事事皆得其实而用无不当矣。此夫子教人先后、浅深之序有四节也。”
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朱熹曰：“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，足以积学而有待，其势可畏，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？然或不能自勉，至于老而无闻，则不足畏矣。言此以警人，使及时勉学也。曾子曰‘五十而不以善闻则不闻矣’，盖述此意。”
张栻曰：“后生可畏，以其进之不可量也。然苟至四十、五十于道无所闻，则其不能激昂自进可知，因循至是则无足畏者矣。辞气抑扬之间，学者所宜深味也。虽然有至于四十、五十而知好学，如《中庸》所谓困知勉行者，圣人犹有望焉，若后生虽有美质而悠悠岁月，则夫所谓四十、五十将转盼而至，可不惧哉。”
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