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，循其言亦可以入道。《荀子》曰“真积力久乃入”，荀卿元不知此，臣窃谓此所谓贤人而言圣人之道也。
《扬子》曰：务学不如务求师，师者人之模范，模不模、范不范为不少矣，一哄（巷同）之市，不胜异意焉，一卷之书，不胜异说焉。一哄之市必立之平，一卷之书必立之师。习乎习，以习非之胜是也，况习是之胜非乎？於戏，学者审其是而已矣。或曰焉知是而习之？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（微也）也，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。
司马光曰：“南方之俗以雕题为美，羌戎之俗以焚尸为荣，安于所习不知其非，习小道者亦类于此。人苟尽心于圣人之道，则众说之不足学易知矣。”
又曰：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，求而不得者有矣，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。
臣按：理有善有恶，人有君子有小人，为人而求为君子而不为小人，非学不能也，学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恶也，善明而恶去，则不为小人而为君子矣。
韩愈曰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所以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终不解矣。是故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嗟乎，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，欲人之无惑也难矣。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，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，是故圣益圣、愚益愚。”
周惇颐曰：“或问曰曷为天下善？曰师。曰何谓也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。不达，曰刚善为义、为直、为断、为严毅、为干固，恶为猛、为隘、为强梁，柔善为慈、为顺、为巽恶、为懦弱、为无断、为邪佞，惟中也者和也，中节也，天下之达道也，圣人之事也。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，自至其中而止矣。故先觉觉后觉、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，师道立则善人多，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所谓性以气禀而言也，刚柔固阴阳之大分，而其中又各有阴阳以为善恶之分焉，恶者固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。中也者和也，天下之达道也，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，然其以和为中与中庸不合，盖就已发无过不及者而言之，如《书》所谓‘允执厥中’者也，易其恶则刚柔皆善，有严毅慈顺之德而无强梁懦弱之病矣，至其中则其或为严毅或为慈顺也，又皆中节而无太过不及之偏矣。师者所以攻人之恶正人之不中而已矣，师道立则善人多，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，此所以为天下善也。”
又曰：“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。伊尹、颜渊，大贤也，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，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，颜渊不迁怒不贰过，三月不违仁，志伊尹之所志，学颜子之所学，过则圣及则贤，不及则亦不失令名。”
朱熹曰：“三者随其用之浅深以为所至之近远，不失令名，以其有为之实也。”
胡宏曰：“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、希世取宠为事也，故曰志伊尹之所志；患人以广闻见、工文辞、矜智能、慕空寂为事也，故曰学颜子之所学。”
又曰：“圣人之道，入乎耳，存乎心，蕴之为德行，行之为事业，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。”
程颐曰：“圣贤之言不得已也，盖有是言则是理明，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，如彼耒耜、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，圣贤之言虽欲己得乎？然其包函尽天下之理，亦甚约也。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，而其所为动多于圣人，然有之无所补，无之无所缺，乃无用之赘言也，而止于赘而已，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，反害于道必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，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？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，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，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，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，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，亦必自然条理分明、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，不必托于言语、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，但是一身接于万事，凡其语默人所可得而见者无适而非文也，姑举其最而言则《易》之卦画、《书》之记言、《诗》之咏歌、《春秋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、乐之节奏，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，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，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，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已。”
程颐曰：“古之学者一，今之学者三，异端不与焉。一曰词章之学，二曰训诂之学，三曰儒者之学。欲趋道，舍儒者之学不可，言学便以道为志，言人便以圣为志。”
臣按：程氏言今之学者有三，谓词章、词诂、儒者也。臣窃以谓词章、训诂皆儒学之事也，词章以达意，训诂以解经，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，但肆意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，局志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。
或问：“古之道如是之明，后世之道如是不明，其故何也？”程颐曰：“此无他，知道者多即道明，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，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。”
真德秀曰：“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，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，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？盖是圣人既出，故有许多贤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