講明經旨，一洗漢唐之陋，六經之文如日中天，六經之道如水行地，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況、揚雄之所不及者，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，不過傳習之言，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，終有的然之見，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引而不發、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者，有由然也。今五經四書，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，學者口誦而心解，不複致疑於其間，然所謂無疑者，豈真無疑哉？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，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，其心未必有所解也。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，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解，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，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，其餘皆欲炫奇鬥勝耳。解經而炫奇鬥勝，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，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，然後及於宋儒之傳，一以是為主，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、製度、名物焉，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。乞敕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，並示以讀經之法，必先經而後傳，而後及乎諸說，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，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。
曾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者，一道德、同風俗，蓋九州之廣、萬民之眾、千歲之遠，其教已明、其習已成之後，所守者一道、所傳者一說而已。故《詩》《書》之文，曆世數十、作者非一，而言未嚐不相為終始，化之如此其至也，當是之時，異行者有誅、異言者有禁，防之又如此其備也，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嚐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，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。及周之末世，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，餘澤既熄，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，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，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，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，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，世之人不複知夫學之有統、道之有歸也。”
臣按：百家眾技如耳目口鼻，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，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，君處靈台之中，為百骸之主宰，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，使之互相為用而底於大成焉。如此，則學有統、道有歸，所守者同一道、所傳者同一說矣。
程顥言於神宗曰：“治天下以正風俗、得賢才為本，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、人情未盡美，士人微謙退之節，鄉閭無廉恥之行，刑雖繁而奸不止、官雖冗而材不足者，此蓋學校之不修、師儒之不尊，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。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，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？方今人執私見，家為異說，支離經訓無複統一，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。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，各以類舉，及凡執事、方嶽、州縣之吏悉心推訪，凡有明先王之道、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，其次有篤誌好學、材良行修者，皆以名聞。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，其餘命州縣敦遣，萃於京師，館之寬閑之宇，豐其廩餼，恤其家之有無，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，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。其道必本於人倫、明乎物理，其教自小學灑掃、應對以往，修其孝弟、忠信、周旋、禮樂，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，其要在於擇善修身，至於化成天下，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。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，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，使日受其業，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，擇其學業大明、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，次以分教天下之學，始自藩府至於列郡，擇士之願學、民之俊秀者入學，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，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，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製。如此，則得士浸廣，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，王化之本也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，願陛下特留宸意，為萬世行之。”
虞集曰：“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，使以分教天下，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。”
臣按：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、得賢才為本，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，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。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、家為異說，各道其所道、德其所德，不相統一矣。必欲道德之一而鹹惟中正之歸，則又在師道之立焉。立師道以修學校之政，俾其掌天下之風化、教天下之人材，考正經典，講明義理，以一人心之趨向，期於道德之一、風俗之同而後已。所以然者，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、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，曷足以當茲任哉？惟我祖宗建學立師，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為教學之具，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？今日班行之中、縉紳之列，未必無其人也，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、聞望素著寇於一時為內外所推重者，即僉舉以聞，命以師儒之首秩，俾之自擇其屬，必得如程子所謂篤誌好學、材良行修者以充其選，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，如程子所雲者，授以璽書，責以提督作興之任，俾其率領群儒詳立規條，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為準則根據，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，士子所謂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，參諸古典，酌以時製，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、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，門分條具，以為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，又頒之天下，如此，則施教者有成效、受教者有成德，而推其所得以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。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，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厘百司之務，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為太學之師，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