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制
《周书武成》曰：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
蔡沈曰：“列爵惟五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也。分土惟三，公侯百里、伯七十里、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。”
臣按：封爵之制，自唐虞时已别为五等，曰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观《虞书》所谓“辑五瑞，修五玉”，解者谓瑞玉为五等诸侯所执之圭、璧可见矣。
《周礼天官》：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，一曰爵，以驭其贵；二曰禄，以驭其富。
《春官》：内史掌王之八枋（枋与柄同）之法以诏王治，一曰爵，二曰禄。
《夏官》：司士以德诏爵（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），以功诏禄（有功者告于王而禄之），以能诏事（有才能者告于王，俾以治事），以久奠食（食饩廪也，以任事之久而定之）。
臣按：公侯伯子男、孤卿大夫士，爵也；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，禄也。爵以贵之，臣非得君之爵则无以为荣；禄以富之，臣非得君之禄则无以为养。是爵禄者天子所操之柄，所以崇德报功而使之尽心任力、砺世磨钝而使之趋事赴功者也。其柄必出于上，非人臣所得专也。故《周礼天官》之大宰、内史，《夏官》之司士，其于爵禄惟以诏告于王而已，非敢自专其柄也，以此为防，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专擅。后世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、口衔天语者，安得不罹凶国害家之祸哉？
孟子曰：“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班爵之制也。五等通于天下，六等施于国中。”
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（因大国以姓名通，谓之附庸）。天子之卿受地视（比也）侯，大夫受地视伯，元士受地视子、男（不言中、下士，视附庸也）。大国地方百里（次国七十里、小国五十里），君十（十倍之也）卿禄，卿禄四（四倍之也）大夫（次国卿禄三大夫，小国二大夫），大夫倍（倍，一倍也）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（次国、小国皆同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班禄之制也。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，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，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则但受禄于官，如田之入而已也。”
臣按：孟子言班爵禄之制与《周礼》《王制》不同。《周礼》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，侯四百里，伯三百里，子二百里，男百里，而孟子则通天子而言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《王制》王者之制禄爵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凡五等，而孟子则通天子言，而以子、男同一位而为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凡五等，而孟子则兼君言而通以为六等，与夫王朝卿、大夫、士分地受禄之制亦有不同者焉。孟子固先自言“其详不可得闻”矣，此盖其略尔。先儒亦谓其“不可考，阙之可也”。臣姑载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与二书不同者，以见成周所颁爵禄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。（以上爵禄之制）
《洪范》：凡厥正人，既富（禄之也）方谷（善也），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，时人斯其辜。
蔡沈曰：“在官之人有禄可仰，然后可责其为善。廪禄不继，衣食不给，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，则是人将陷于罪戾矣。”又曰：“必富之而后责其善者，圣人设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。”
臣按：汉张敞、萧望之言于其君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今小吏俸率不足，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，虽欲案身为廉，其势不能。”宋夏竦亦曰：“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，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。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、均其俸而已，夫衣食阙于家，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，况君长能检其臣乎？冻馁切于身，虽巢、由、夷、齐不能固其节，况凡人能守清白乎？”二臣之言，其庶几《洪范》之意欤。
《王制》曰：夫圭田无征。孟子曰：“卿以下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亩。”
朱熹曰：“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，所以厚君子也。圭，洁也，所以奉祭祀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盛时，所以优待君子者如此其厚，唐、宋之职田盖其遗意也。
汉宣帝诏天下曰：“吏不廉平则治道衰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，欲其毋侵渔百姓，难矣。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（若食一石则益五斗）。”
光武诏增百官俸，十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，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。
臣按：此二诏皆推《洪范》“既富方谷”之意。益官之俸而于吏之小者尤加厚，可谓善推古人之意而广之矣。宣帝所谓“吏不廉平则治道衰”尤为确论，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知也。
宋太祖诏曰：“吏员冗多难以求其治，俸禄鲜薄而未可责以廉。与其冗员而重费，不若省官而益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