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而城之，此自然之势也，亦理之当然也。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，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，如潼关乃河南、陕西交界也，则设潼关卫以守焉，然卫城介华、陕之间，去京畿且远，顾不以属河、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，圣祖之意深矣。
七年，城费。
胡安国曰：“费，季氏邑也。书城费，乃履霜坚冰之戒，强私家弱公室之萌，用人不惟其贤惟其世，岂不殆哉？”
臣按：城城天下之大事也，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与其下私营之，可乎？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，履霜坚冰至，所宜深戒。十九年，城西郛。
左氏曰：“惧齐也。”哀公四年，城西郛。杜预曰：“鲁西郛，备晋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郛乃外城，此云西郛，实国都外城之西郛也。夫郛之在西，同一地也。前城左氏以为惧齐，后城杜氏以为备晋，不知果一地欤而或异地也，无所于考，然以今地势观之，则齐境在鲁之东、晋境在鲁之西，杜氏之说似为是焉。说者多咎鲁安于不竞，疲民以为城，避难而城其国之郛，则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。虽然此以一事而论也，若夫守国之要，必先从近始而后及于远，近者耳目所及且尔，况于郊野之外、封疆之远乎？信如说者之论，则守家者专用力于藩垣，而门扃四壁皆可以废矣。
《左传》：宣公十一年，楚令尹艾猎（孙叔敖也）城沂（楚邑），使封人（主筑城者）虑事（谋虑计功），以授司徒（掌役者），量功命日（命作日数），分财用（筑用之具），平板（在两旁障土者）（两头立木），称（量轻重）畚（盛土器）筑（实土器），程土物（取土用物，为作程限），议远迩（议远察迩均其劳也），略（行也）基址（城足），具糇（干食）粮，度有司，事三旬（三十日也）而成，不愆于素。
杜预曰：“不愆于素，不过素所虑之期也，传言叔敖之能使民。”孔颖达曰：“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，谓揆度前事也。”
臣按：古人凡有兴作修筑，必先谋虑于其前，其所谋虑之事，分财用、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。既谋虑矣，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，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，皆不逾其所素定者，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，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。
汉高祖六年冬十月，令天下县邑城。
吕祖谦曰：“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，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，心量之广狭、世祚之长短，于是可卜矣。”
臣按：郡邑有大小、民庶有众寡，皆不可无保障，一也。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，非城郭乎？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，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，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，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，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。
孝惠元年，始作长安城西北方。三年，发诸侯王、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。五年，复发里中民城长安，三十日而罢。
吕祖谦曰：“萧何建都长安，兵革未息，未及城也，至是叛乱既平，始板筑焉。始于西北方，先所急也。是后间一岁乃兴役，凡三调发而城始成，所以休民力也。以三年、五年考之，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，三十日罢，地近则赍送弗后，人众则大事易集，罢速则农事不违，虽当曹参为相，实何之规模。”
臣按：国家凡有大役，皆如汉人此法为之，用近地之民，不劳以久役、不急于近效，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。凡事皆然，非但筑城一事也，而于筑城尤为切要。
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，世宗诏展外城，先立标帜，俟今冬农隙兴板筑，春作动则罢之，更俟次年，以渐成之。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，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、仓场、营廨之外，听民随便筑室。
臣按：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，盖为之以渐，立之以准，使民不疲于用力，而豫知所以避就。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，不但展城一事也。
宋仁宗庆历二年，建大名府为北京。景祐中，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，及契丹渝盟，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，吕夷简谓：“敌畏壮侮怯，遽城洛阳无以示威，必长其势，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，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。”诏既下，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，未足恃也，城洛阳既弗及，请速修京城。议者多附仲淹议，夷简曰：“此囊瓦城郢计也，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，天下殆矣，故设备宜在河北。”卒建北京。
臣按：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，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，二议皆是也。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，似若示怯，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，则亦虚声而已，无益实事也。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，随时而增补之，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，非但备寇盗也，亦以为障蔽焉耳。夫然，则己既得以为固，亦不示人以怯矣。
庆历四年，枢密副使韩琦、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，上和、战、守、攻四策，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，六曰修京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