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以十寸为正，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，十者天地之足数也，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，岂非一定之理、中正之道哉？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，又起八以为寻常，则非一定矣。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？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，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，请凡今世所用之尺，壹以人身为则。谨考许慎《说文》“寸，十分也。人手却一寸动旗谓之寸口”，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，宜敕有司考定古法，凡寸以中人手为准，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，凡所谓八寸、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，皆不得行焉，则用度者有定准、制造者有成法矣。或曰人之手有短长、体有肥瘠，乌可据以为定哉？曰自古制度者或以参黍、或以丝忽，地之生黍岂皆无大小，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，何独致疑于人身哉？且身则人人有之，随在而在，拟寸以指、拟尺以手，虽不中不远矣。
氏为量。改煎（炼也）金锡则不耗（不复减耗），不耗然后权之，权之然后准（水平）之，准之然后量（量以黍）之，量之以为（容六斗四升）。深尺、内方尺而圜其外，其实一釜；其臀一寸，其实一豆（四寸为豆）；其耳三寸，其实一升（两龠为合，四合为升）；重一钧（三十斤），其声中黄钟之宫。概（所以为平）而不税（不征其税），其铭曰：“时（是也）文（文德之君）思索（思索以求其理），允臻其极，嘉量既成，以观四国，永启厥后，兹器维则。”
王昭禹曰：“量之为器，内方而外圜，则天地之象也；其臀一寸，其耳三寸，则阴阳奇耦之义也；其重一钧，则权衡之法寓焉；其声中黄钟，则律吕之法寓焉。夫黄钟为律之本而宫为五声之纲，量之所制，其本起于黄钟之龠，其成也，声又复中于黄钟之宫，岂非以天下之法于此乎出，而五则之法于此乎成欤？非特此也，宫于五行为土、于五常为信，则以量为法则之主，且以立信于天下也，惟其立信于天下，故与天下为公平而不敢私焉。”
郑敬仲曰：“量之为物，其粗则寓于规矩法度之末，而其妙极于天下之精微，盖出于时文之思索而归诸大中至正之道，民所取中而芘者也，虽童子适市莫之或欺矣。出之以内宰，掌之以司市，一之以合方氏，同之以行人，凡以观四国也，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，而孔子亦曰‘谨权量，四方之政行焉’，《五子之歌》曰‘明明我祖，万邦之君。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。关石和钧，王府则有’，所谓‘永启厥后，兹器维则’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栗之为义，有坚栗难渝之义，使四方观之以为则，万世守之以为法，以立天下之信，无敢渝焉。所以名工谓之干氏也。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，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，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，失古意矣。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，以示四方、信后世者，既有所谓大经大法，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，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，又必熔炼金锡而铸为之器，权其轻重之剂、准其高下之等，既精既坚，无余无欠，刻为铭文以为世则，置之王府之中，以示天下之式，以垂后世之范，使其是遵是用，不敢有所渝易焉。以此为防，末代乃有以公量收、私量贷，以暗收人心、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，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，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，非故为是屑屑也，其为虑一何远哉！
《王制》：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古者百亩，当今东田（即《诗》言“南东其亩”也）百四十六亩三十步。古者百里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。
陈澔曰：“古者八寸为尺，以周尺八尺为步，则一步有六尺四寸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，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，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。以此计之，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，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，里亦仿此推之。”
臣按：孟子言“仁政必自经界始”，所谓经界者，治地分田，经画其沟涂、封植之界也，后世田不井授，凡古之沟涂、封植之界限尽废，所以经界者，不过步其远近、量其广狭、分其界至，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。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，可乎？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，若欲步算固亦无难，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，溪涧阻隔，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，岂非难事哉？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，惟《王制》仅有此文，然止言古今尺步、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。今世量田用所谓步弓者，不知果古法否？然传用非一日，未必无所自也。是法也施于宽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，惟于地势倾侧、纡曲、尖邪之处，其折量纽算为难，小民不人人晓也，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。宋南渡初，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，首行于平江，然后推及于诸郡，当时亦以为便，惟闽之汀、漳、泉三郡未及行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，力主行之，然竟沮于言者。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？曰何不可之有，使天下藩服、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、朱熹、郑昭叔，斯行矣。虽然犹未也，苟非大臣有定见，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，岂能不摇于群议而终于必行哉？
《月令》：仲春之月，日夜分，则同度量、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