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经义何当，汉之政尚经术犹为近古也如此。后世虽设此官，姑备其名焉尔，诚能复汉之故事，遇国家政事之有可疑者，俾文学经术之士皆得以议论，其间考古引经以为可否之决，其于明廷议政未必无所补。
《周礼》：太史掌建邦之六典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、三皇五帝之书。
汉氏图籍所在，有石渠、石室、延阁、广内贮之于外府，又有御史居殿中，掌兰台秘书及麒麟、天禄二阁，藏之于内禁。
后汉图书在东观，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，掌典图书，考合同异。
唐制，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，秘书郎掌四部图籍，校书郎掌仇典籍、刊正文章。
宋有秘书监掌古今经籍图书、国史、实录、天文历数之事，官有监、少监、丞，属有著作郎、秘书郎、校书、正字，各以其职隶于长贰。
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、史馆、集贤院于禁中，昭文、集贤置大学士、直学士，史馆置监修国史、修撰、直馆，昭文亦置直馆，集贤又有修撰、校理之职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。
谢绛曰：“太宗肇造三馆，立秘阁。真宗景德中，图书浸广，大延天下英俊之士，数临幸，亲加劳问，递宿广内，有不时之召。人人力道术、究艺文，知天子尊礼甚勤，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。”
欧阳修曰：“用人非止一端，故取士不以一路。夫知钱谷、晓刑狱、熟民事、精吏干，以办集为功者，谓之材能之士；明仁义礼乐，通古今治乱，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、论道经邦者，谓之儒学之臣。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，分治百职，使各办其事；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，与之日夕谋议，讲求其要而行之，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，此用人之大略也。由是言之，儒学之臣岂在材臣之后哉？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，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。盖馆阁之职号为储材之地，两府阙人则取于两制，两制阙人则取于馆阁，馆阁者储辅相之地也。材既难得而又难知，故尝博采广求而多蓄之，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。其余中人优游养育以成之，亦不失为佳士也。祖宗用人，凡有文章、有材、有行，或精一艺、长一事者，莫不蓄之馆阁而长养之，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，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，亦不可胜数也。”
吕公著曰：“馆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，前世将相名臣多出其间，得人之盛难以遽数。比来虽有简拔，其数不多，其中又多外补，朝廷平日艰于收采，缓急必乏使令。古人有言，士不素养无以重国。”
臣按：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，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。今代图籍皆藏内阁，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。盖本朝翰林之官虽有异名，实无异职，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，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，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。仰惟太祖开基，既设翰林院置学士等官，又虑人才非储养作兴不能有成，乃洪武癸丑命编修张唯等十人入禁中文华堂肄业，诏宋濂为之师，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，命光禄给酒馔，每食皇太子、亲王迭为之主，给冬、夏衣，时赐白金、鞍马。太宗永乐甲申，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中材质英敏者，得修撰曾棨，编修周述、周孟简，庶吉士杨相、王英、王直等二十八人，又增周忱为二十九人，俾就文渊阁进其学，且谕之曰：“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，尔各食其禄，日就阁下恣尔玩索，务实得于己，庶国家皆得尔用。”命司礼监给笔札，光禄寺供饮馔，分钞以市膏烛，赐第以为居止。列圣相承按为故事，每遇开科间，于进士中选其俊异者如甲申制，读书中秘以储养之。前后得人比诸他进士为多，用之当时有得贤之效，书之史册为儒者之荣，是诚一代盛举也。臣伏读文皇帝谕棨等有曰：“人须立志，志立则功就，未有无志而建功成事者。汝等皆今之英俊，当立志远大，不可安于小成。为学必造道德之微，必具体用之全，为文必驱班、马、韩、欧之间，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？亦积功所致也。”一时诸贤服膺圣训，莫不奋发立志，勉进学业，皆大有所成就，留者擅文学之名，出者播政事之誉。大哉皇言，其所以主张文教，作兴人才，为世道虑也一何远哉，三代以下所仅见也。嗟乎，贤才不易得，亦不易知，必随时而取之不限一时，必多方以试之不拘一艺，然后贤才毕用而无遗。苟惟取之于此时而他时则否，试之以一艺而他艺则否，而欲所用皆得其人，难矣。臣请著为定制，一次开科一次选用，简择之余乃分诸司观政，待新进士诣大学行释菜礼毕，即敕礼部谕俾各录平日所作文字投献（所作如诗赋、序记、铭颂、书论、拟古评史之类），封送翰林考订，其中有辞采文理其学可进者，别出题试之，其所试之文与所投之卷相称，即取以预选，不问年之长幼、质之强弱，苟有器识才思者，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，若其辞钩棘而意诡异者不在所取，三年之后随其材器而任使之。每科不必多选，所选不过二十人；每选不必多留，所留不过三五辈。如此，则国家储材以待用者无非通经学古、明体适用之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