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，而反一概悉蒙赦释，令恶人高会而夸咤，老盗服赃而过门，孝子见仇而不得讨，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，痛莫甚焉。夫养稂莠者伤禾稼，惠奸轨者贼良民，先王之制刑法也，非好伤人肌肤、断人寿命也，贵威奸惩恶，除人害也。古者惟始受命之君，承大乱之极，寇贼奸轨，难为法禁，故不得不有一赦，与之更新，颐育万物，以成大化。非以养奸活罪，放纵大贼也。夫性恶之民，民之豺狼，虽得放宥之泽，终无改悔之心，旦脱重梏，夕还囹圄。论者多曰‘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，宜数赦以解散之’，此不昭政乱之本源，不察祸福之所生也。”
臣按：此王符《述赦论》也，观此则赦之无益于治可见矣。
荀悦曰：“夫赦者权时之宜，非常典也。汉兴，承秦兵革之后，比屋可刑，故设三章之法、大赦之令，荡涤秽流，与民更始，时势然也。后世承业袭而不革，失时宜矣。惠文之世无所赦之，若孝景之时，七国皆乱，异心并起，奸诈非一；及武帝末年，赋役繁兴，群盗并起，加以巫蛊之祸，天下纷然，百姓无聊；及光武之际，拨乱之后，如此之比，宜为赦矣。”
臣按：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，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，当危疑之时，赦不可无，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，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，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，何哉？
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，大赦，孟光责费諲曰：“夫赦者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，衰敝穷极，必不得已，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贤，百僚称职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奸轨之恶。”諲谢之。初，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，时有言公大惜赦者，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‘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语赦也。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？’”
陈寿曰：“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。”
胡寅曰：“赦之无益于治道也，前贤言之多矣，而终不能革，至按以常典而行之，于其间有吉庆、克捷、祥瑞、祈祷之事则又颁焉，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，是何也？始受命则赦，改年号则赦，获珍禽奇兽则赦，河水清则赦，刻章玺则赦，立皇后则赦，建太子则赦，生皇孙则赦，平叛乱则赦，开境土则赦，遇灾异则赦，有疾病则赦，郊祀天地则赦，行大典礼则赦，或三年一赦，或比岁一赦，或一岁再赦三赦。赦令之下也，有罪者除之，有负者蠲之，有滞者通之，或得以荫补子孙，或得以封爵祖考，如是而已耳。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，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，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，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己也，实者有罪必除、有负必蠲也，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。”
臣按：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，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、举隐逸、荫子孙、封祖考，甚至立法制、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，失古人眚灾肆赦、赦过宥罪之意矣。臣愚以为，赦令之颁，宥罪之外，蠲逋减税、省刑已责、弛工罢役、宽征招亡，凡宽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，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。凡夫赦文之初作，条件之初拟也，必须会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，从公计议，必于律例无碍，必于事体无违，必于人情不拂，断然必可行，的然必无弊，如蠲逋也，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，如宽征也，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，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，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，既处置其事宜，复讲解其文理，明白切当，然后著于赦文，行于天下，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，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。
南宋武帝永初二年，祀南郊，大赦。裴子野曰：“郊祀天地，修岁事也，赦彼有罪，夫何为哉？”
唐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古言赦者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一岁再赦，善人喑哑。昔文王作罚，刑兹无赦，小仁者大仁之贼，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。今四海安静，礼义兴行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幸，惟欲犯法不能改过，当须慎赦。”
臣按：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必曰唐太宗，太宗之于赦也，其慎也如此，则赦无益于治道也明矣。
宣宗大中元年，以旱故，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，大理卿马植奏称：“卢商等务行宽宥，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，彼官典犯赃及故杀，平日大赦所不免，今因疏理而原之，使贪吏无所惩畏，死者含冤无告，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。昔周饥，克殷而年丰，卫旱，讨邢而雨降，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，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。”
臣按：五代晋天福中，张允进《驳赦论》曰：“以水旱降德音，宥过放囚，冀感天心以救灾，非也。假有二人讼，遇赦则有罪者幸免，无罪者衔冤，冤气升闻，乃所以致灾，非弭灾也。天道福善祸淫，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，是则天助恶人也。”观于此言，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。
五代时，温韬发唐诸陵，唐庄宗时入朝，赐姓名曰李绍冲，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，旬日遣还，郭宗韬曰：“温韬发唐山陵殆遍，其罪与朱温相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