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也。
桓帝延熹元年，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，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部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帝怒，下郡国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，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却之曰：“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、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之，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？”不肯平署。上愈怒，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，其辞所连及杜密、陈翔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陈蕃上书极谏，帝怒，策免之，自后无敢复言者。窦武、霍谞复以为言，帝意稍解，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及灵帝即位，陈、窦用事，复举拔膺等。陈、窦诛，膺等复废，侯览怨张俭尤甚，乃命朱并上书，告俭等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。时上年十四，问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？”对曰：“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者何？”对曰：“欲危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徙边，连引收考布遍天下，宗戚并皆残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
马端临曰：“党锢之狱，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，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，帝之问曹节曰‘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’，善哉问也。帝时方童幼未知，奸佞容悦之可亲，忠贤鲠直之可恶，故发此问，至对以‘谋不轨，危社稷’，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、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。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、戮直士，若龙逄、比干之俦，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，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。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，张汤始有腹诽之律，皆处以死罪。今观党锢诸贤所坐，即偶语腹诽之罪，而曹节、王甫所为，盖袭斯、汤之故智也，至于根连株逮，坐死者不可胜计，虽曰主昏政乱，凶珰得以肆其威虐，然亦有由来矣。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，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，夫子曰‘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’，传曰‘作法于贪弊，将若之何’，信哉。”
臣按：路温舒言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，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。吕后时虽除去其禁，然温舒上疏于宣帝，始终以诽谤为言，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，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，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，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，卒之善良受祸，国祚随之。后之有天下者，其他刑狱虽若惨刻，然失人心、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。古语云杀谏臣者其国必亡，然杀谏臣犹有定名，不谏者未必杀也，惟用诽谤妖言坐人之罪，则不分在朝在野、有官无官，一切诛之以钳天下之口，其国之亡也，又何疑哉？
魏孝文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，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，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：“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，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，柳下惠婴盗蹠之诛，不亦哀哉？”孝文善之，遂除其制。
臣按：秦始有夷族之刑，一人犯罪延及一家，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，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。秦仅再世，而博陵之崔世为北朝大族，至于唐犹盛，不可谓天无意也。
初，魏元丕与陆睿、李冲、于烈俱受不死之诏，睿既诛，赐冲、烈诏曰：“睿反逆，违誓在彼，不关朕也，然犹不忘前言，听其自死，免其孥戮，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。”
司马光曰：“杀生予夺，人君驭臣之大柄，是故先王之制虽有八议，苟有其罪不直赦也，必议于槐棘之下，可宥则宥，可刑则刑，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，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。魏于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，彼骄而触罪，又从而杀之，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。”
臣按：人君为治大要在仁义，所以持仁义者信也。不当死而死之非仁，当死而不死之非义，既许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，失此三者，何以为国？
梁武帝疏简刑法，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，又专精佛戒，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，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。由是王侯益横，或白昼杀人于都街，或暮夜公行剽掠，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，有司不敢搜捕，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，不能禁也。
臣按：大禹泣囚，怜民之愚也；梁武泣囚，侥己之福也。洒泪虽同而处心则异，怜愚而泣，终置之于法，所以戒其后，使之化愚为智、变恶为良；侥福而泣，虽若免之于死，然而法度日弛，奸恶日起，卒致白昼杀人、公行摽掠，本欲侥福于己，而反有以致祸于人，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。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，后世人主其鉴之哉。
隋文帝素不悦学，既任智而获大位，因以文法自矜，明察临下，恒令左右觇内外，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，又患令史赃污，使人以钱帛遗之，得犯立斩。每于殿廷捶人，一日之中或至数四，尝怒问事，挥楚不甚，即令斩之。高等谏，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，殿廷非决罚之地，帝不纳，又为殿廷杀人，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，竟于殿廷行决。帝亦寻悔，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。
臣按：智者行其所无事，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文帝既以任智而获大位，故凡事皆以所谓智者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