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然亦尚有危厉，不可安肆，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，则利有所往也，皆戒之之辞。”
九二，惕号，莫夜有戎，勿恤。
程颐曰：“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，虽莫夜有兵戎，亦可勿恤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“不利即戎”与“莫夜有戎”相应，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，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，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，若徒以力角，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，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。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？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，必以己之善道胜之，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，则含晦俟时，以冀其机之可乘，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，布诚信以孚众心，申号令以竦众听，相与同心以除害，协力以敌忾，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，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，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，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，内怀乎兢惕，外严乎备戒，虽有仓卒莫夜之戎，亦无所忧矣。夫然后以堂堂之陈、正正之旗，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，夫何往而不成功哉？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，则非徒不能除其害，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。圣人于《》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，其为君子谋至矣，有天下者可不戒哉。
《萃》之象曰：泽上于地，萃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
程颐曰：“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，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，用戒备于不虞。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，故众聚则有争，物聚则有夺，大率既聚则多故矣，故观萃象而戒也。除，谓简治也，去弊恶也。除而聚之，所以戒不虞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除者，修而聚之之谓。”又曰：“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，故当预为之备，如人少处必无争，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，所以当预为之防也。”
丘富国曰：“天生五材，谁能去兵？用兵乱也，去兵亦乱也。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，非右武也，特戒不虞而已，如秦人之销锋镝、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。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，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，又岂戒不虞之义乎？”
臣按：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，泽润乎地而不燥，地容乎泽而不溢，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。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，其出也无穷尽，其流也无归宿，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。譬之民焉，当夫国初民少之际，有地足以容其居，有田足以供其食，以故彼此相安，上下皆足，安土而重迁，惜身而保类，驯致承平之后，生齿日繁，种类日多，地狭而田不足以耕，衣食不给，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。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，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，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。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，而独以戎器言，盖兵与农皆出于民，农所以别于兵者，以所执之器异也，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，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，其实皆民也，言器则人在其中矣。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，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。盖事久则必弊，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，人聚则必散，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，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。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，民俗凋弊之余，大振威武以立国，内而畿甸、外而边方，设立卫所，每卫五所，每所千军，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，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，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。今承平百余年，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，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，岂《大易》因《萃》象以除戎器、戒不虞之义哉？伏惟圣明留心武事，明敕所司，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，下执政大臣，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，必欲复祖宗之旧，其道何繇，或别有它策，具疏备陈，然后集议，除其旧而新之，收其散而聚之，断断乎必有益于国、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，庶几合乎《大易》《萃》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，宗社生灵不胜大幸。
圣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，神以知来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。
朱熹曰：“圣人之德，无一尘之累，无事则其心寂然，人莫能窥，有事则神知之用，随感而应。神武不杀，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。”又曰：“武虽是杀人的事，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。”
臣按：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《易》卦之用，然武而谓之神，神武而谓之不杀，神武而不杀之一言，是诚圣人文化之妙、用武德之至。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，仁义生成之化，方其事之未来也，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、朕兆之先，及其事之既往也，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，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，运用而无方，仁厚而不伤，广大而无间，是即帝尧广运之武、成汤天锡之勇也。伏惟圣人在上，体《大易》神智之德，存神武不杀之心，民之有患，不得已而用武，本仁心而运神智，仗道义以施德威，以不杀而为杀也，则圣武布昭于天下，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，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，巍巍乎、荡荡乎，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。
《虞书》：益曰：“帝德广运，乃圣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