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上因论春秋列国不相通，所用之马皆取于中国而已，申公巫臣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，则是虽吴亦自有马，今必于产马之地而求之，则马政不修故也。
臣按：宋南渡以后，凡中国宜马之地皆为金有，然而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出战亦未闻其乏马。
建炎末，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始请市战马赴行在。绍兴初，隶经略司。三年，即邕州置司提举，市罗殿、自杞、大理诸蛮。其后又废买马司，以帅臣领其事。然诸蕃本自无马，盖又市之南诏，南诏今大理国也。
洪迈曰：“国家买马，南边于邕管、西边于岷黎，皆置使提督，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。使臣、将校迁秩转资，沿道数十州，驿程券食、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，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。因读五代旧史，唐明宗问范延光内外马数，对曰：‘三万六千匹。’帝叹曰：‘太祖在太原，骑军不过七千；先皇自始至终，马才及万。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，一是吾养士练兵之不至也。’延光对曰：‘国家养马太多，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，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，既无所施，虚耗国力。’帝曰：‘诚如卿言，肥骑士而瘠吾民，民何负哉？’明宗出于蕃戎，犹能以爱民为念。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，然所畜止于此。今盖数倍之矣，尺寸之功不建，可不惜哉。且明宗都洛阳，正临中州，尚以骑士为无所施，今虽纯用步卒，亦未为失计也。”
臣按：古今马政，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，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，至于宋朝始则牧之在官、后则蓄之于民，又其后则市之于戎狄。惟我朝则兼用前代之制，在内地则散之于民，即宋人户马之令也；在边地则牧之于官，即唐人监牧之制也；而于川陕又有茶马之设，岂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？请以今日国马之政言之，在内有御马监掌天子十二闲之政，以供乘舆之用，凡立仗而驾辂者皆于是而畜之，其牧放之地则有郑村等草场，其饲秣之卒则有腾骧等四卫。国初都金陵，设太仆寺于滁州，其后定都于北，又设太仆寺于京师，凡两淮及江南马政则属于南，其顺天等府暨山东、河南马政则属于北。其后又用言者，每府州若县添设佐贰官一员专管马政，在外设行太仆寺于山西、陕西、辽东凡三处，苑马寺亦三处，陕西、甘肃各辖六监二十四苑，辽东仅一监二苑焉。内地则民牧以给京师之用，外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，又于四川、陕西立茶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马，亦用以为边也。本朝国马之制大略如此，承平百年无大征伐，遇有征行随用随足，虽不至于大乏绝，然求其如前代之云锦成群则未焉。所谓官牧者，是盖唐人之四十八监、宋人之十八监之遗制也，然唐宋行之于内地，而今日则用之于边方焉。其蕃育生息虽不能尽如国初之盛，然惟马之用不足而已，而害未及于民，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举其废弛之政，则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。乞命本兵柄大臣讲求本朝故事及参究唐、宋之典，以济今日之所不及，遣知马政者勘实牧地，其有旧有而今为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复其旧，或有山林原隰可以开垦以为牧地者开垦之，或附近州县有空闲地可以增置监苑者增置之，士卒有逃亡者则为之勾补，厩膰有未备者则为之修葺，所畜之马若牡多而牝少则为之添牝，孳生之牝其种有不良则为之求良，游牝去特必顺其时，腾放调养各有其法，俵散关换咸定其规，皆一一讲求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，立为一定之法，使之永远遵守，岁时遣官巡视，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，必慎择其官而优宽士卒，必务臻实效而不为虚文，如此，则边圉得马之用矣。若夫所谓民牧者，是盖宋王安石新法之遗绪也，方宋神宗初行此法，文彦博极言其不可而不见听，其后大为民害，神宗有见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误，而亟罢之，是以在当时虽为民害犹未至于甚也，今日之弊，臣已详之于前矣，而所以为之处置者亦已具于“制军伍”之条之下焉。然所处置者特议以行于畿甸五郡耳，万一可以通行，请下兵部及两太仆寺查算天下马数，某布政司若干、某府若干、某州若干、某县若干，及查各府州县原先有无草场及没官空闲田地并可以为草场、马厩者，假如某县旧额民若干里、户若干、丁若干，某县原额马若干匹、群长若干人，既具其数，遣官亲临州县勘实以闻，然后因其已然之法而立为救弊之政，必不失其原额，必不拂乎民情，务使官得其用而民无其害，然后行之。请即一县言之，其县旧有里五十、群长千人、马千匹，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择其乡村相依附处，或十村、五村为一大厩，村落相去远者或五六十家、七八十家为一小厩，每厩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为厩长，年老者一人为厩老，无力不能养马者数人为厩卒，每厩各设马房、仓囷及长槽、大镬，每岁春耕之候厩长遍谕马户，每领马一匹者种秆禾若干亩、料豆若干亩，履亩验之，有不种者闻官责罚，毋使失时，无田者许其分耕于多田之家，或出钱以租耕，收获之际，厩长及老计亩而收之仓囷之中，秆草料豆以饲马而豆之萁即以为煮豆之用，按日而出之，岁终具数以闻于官，若其马种即以在官之数充之，若其种非良许其售而换之必求其良，前此倒死未偿之马五分蠲其三，征其二以市马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