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则至于过而不已。交于上以恭巽，故过则为谄；交于下以和易，故过则为渎。君子见于几微，故不至于过也。所谓几者，始动之微也，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朱熹谓，事未至而空言，其理也易见。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，亦易见。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，此最难见。噫，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？君子交于上则不谄，所以不谄者，知谄之流弊必至于屈辱也；交于下则不渎，所以不渎者，知渎之末流必至于欺侮也。故于其初动未形之时而审之，则知上交者不可谄、下交者不可渎也。在人君者虽无上交，然人臣有谄谀之态，则于其初见之始即抑绝之，不待其著见也。至于交接臣下之际，尤当严重，稍有一毫狎渎之意，则已毅然戒绝之，是亦知几者矣。
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《易》曰：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”介如石焉，宁用终日？断可识矣！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
程颐曰：“君子明哲，见事之几微，故能其介如石。其守既坚则不惑，而明见几而动，岂俟终日也？断，别也。其判别可见矣。微与彰、柔与刚，相对者也。君子见微则知彰矣，见柔则知刚矣，知几如是，众所仰也，故曰‘万夫之望’。”
胡寅曰：“阴阳之运，天地之化，物理、人事之始终，皆自茫忽毫厘至于不可御，故修德者矜细行，图治者忧未然，尧舜君臣反复警省，未尝不以几为戒。故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，忽蚁穴则千丈之堤不能固矣，君子所以贵于见几而作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莫不有几，惟其知之豫也，然后能戒之于早，而不至于暴著而不可遏。苟在已者见道有未明，立志有不坚，临事而不暇致思，虽思而不能审处，故几未至也则暗昧而不知，几既见也则迟疑而不决，是以君子贵乎明哲而定静。明哲则中心无所惑，而灼有所见于善恶未分之初；定静则外物不能动，而确有所守于是非初分之际。见微而知其彰，不待其昭著也；见柔而知其刚，不待其坚凝也。所以然者，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静，静而安，安而虑，虑而至于能得。如此则无不知之几，不俟终日而判断矣。然此非特可为万夫之望，则虽如神之圣殆亦可几也乎！
象曰：天与水违行，讼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
程颐曰：“天上水下相违而行，二体违戾，讼之由也。若上下相顺，讼何由兴？君子观象，知人情有争讼之道，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。”朱熹曰：“作事谋始，讼端绝矣。”
项安世曰：“干阳生于坎水，坎水生于天一，干、坎本同气而生者也，一动之后相背而行，遂有天渊之隔。由是观之，天下之事不可以细微而不谨也，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，祸乱之端，夫岂在大？曹、刘共饭，地分于匕箸之间；苏、史灭宗，忿起于笑谈之顷。谋始之诲，岂不深切着明乎？”
都洁曰：“天为三才之始，水为五行之始，君子法之，作事谋始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天左旋而水东注，违行也。作事至于违行而后谋之，则无及矣。是故君子体《易》之象，凡有兴作必谋其始焉。何则？理在天地间，大中至正，无有偏枉，从之而行则上下相顺，违之而行则彼此交逆。是以君子一言之将发也，一行之将动也，一事功之将施行也，则反之于己、体之于人，揆之于心、绎之于理，顺乎逆乎？顺则徐为之，逆则亟止之，不待发于声、征于色、见于施为，以作过取愆、启争构讼而贻异时之悔，是则所谓谋始也。谋之又谋，必事于理不相悖，人与我不相妨，前与后不相衡决，上与下不相龃龉，然后作之，则所行者无违背之事矣。事无违行，则凡所云为、举错者皆合于天理、顺于人心，又安有纷纷之口语、狺狺之讼言乎？或曰，兴讼构狱，官府之事也，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，彼将谁讼乎？吁！上之于下，势不同而理同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，民之讼于心也甚于其讼于口也，民之讼于天也甚于其讼于官也。仁智之君诚畏天谴、畏民怒，凡有兴作，恶可不谋于始乎？
《虞书》：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
蔡沈曰：“几，微也。《易》曰：‘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。’盖祸乱之几藏于细微，而非常人之所豫见，及其著也则虽智者不能善其后。故圣人于几则兢业以图之，所谓图难于其易、为大于其细者，此也。一日二日者，言其日之至浅。万几者，言其几事之至多也。盖一日二日之间，事几之来且至万焉，是可一日而纵欲乎？”
臣按：天下之事必有所始，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，是之谓几。非但祸乱有其几也，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。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、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，于其几微之始致其审察之功，果善欤则推而大之，果恶欤则遏而绝之，则善端于是而扩充，恶念于是乎消殄，逸欲无自而生，祸乱无由而起。夫如是，吾身之不修、国家之不治，理未之有也。苟不先审其微，待其暴著而后致力焉，则亦无及矣。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，致审于万事几微之初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