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。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谷者，国中，王城之中也，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，以为追逐偦伺之备，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，即今鹿角之类，设为谷以传更，即今木柝之属，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，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。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，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，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，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，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墉之小盗亦无有也。呜呼，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？惟其绝之于微小，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（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，每卫各有营，营两际各为门，本卫官军就居其中，遇有警急起集为易，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，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，即《周官》修闾氏之职也，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，其与修闾氏所谓互谷追偦者无以异焉。盖卫有所定居，则呼召之军易集，巡徼有攸司，则追偦之责有归，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。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，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，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，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，幸而承平无事，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，出于仓猝之间，急欲有所召集，岂不难哉？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，请复祖宗南京旧制，虽然时异势殊，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，无已请用祖宗之意，以为今日之备可乎。夫南京之卫四十八，今京卫七十有余，其卫署随处散置，中亦有未置署者，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，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，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，联比其居，决有不能者，今名籍在卫所、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，今京城地大人众，聚四海之人，杂五方之俗，承平日久，人烟众盛，奸宄实繁，一城之大仅设五司，官僚十数员，兵卒百十辈，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，力有所不周，势有所不及，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，添设行兵马司数处，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，相去以鼓相闻为限，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，添兵置鼓以支更，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，由近及远，不许杂乱，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，凡像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，不分赁寄及上班者，皆俾报名附册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，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、都指挥，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，奏闻以为地方总领，每季一造册，册成各为三，一留本司、一送兵部、一送总领官，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，每年四见，此外不许擅自起倩。旧例，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，今既多立分司，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，遇有儆急，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，赴总领处听用，如此，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，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，然于其间处置得宜，运用有方，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。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，俚俗不雅，混乱无别，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，别立新名，每处立一大铺，分统小铺，每小铺设更夫六名，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，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，每更二人，一守一巡，其大铺更夫倍之，大铺之立，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，对立木橦二，四尺以下，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，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糸互以绝往来，至四更三点方开，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，一更三点即锁断，五更一点方开，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，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、昏丧紧急等事，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，遇夜照放，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。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，小铺各置某小者一面，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，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，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，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，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，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，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，每夜止巡二更、三更、四更，更轮五骑往来巡逻，其余仿此，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，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，其巡逻之军，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。如此，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，而贼不得以出入，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，而贼不得以纵横，此虽琐末之事，而所关系实大，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。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，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，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，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，今国家运气隆盛，德泽深厚，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，万无意外之事，然杞人忧天，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，忧之诚愚也，然不失为爱天之深，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，猝有不测之事，即于琼岛上立之，悬红灯为号，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，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，俾知其故，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，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，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。如此，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不言而谕、不召而至矣，此亦愚者之一虑）。
《论语》：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朱熹曰：“言子不贪欲，则虽赏民使之为盗，民亦知耻而不窃。”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曰：“如杀无道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