携其心，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，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。今夫虎之为物，啸则风生，怒则百兽震恐，其气暴悍，可杀而不可辱，故捕虎之术，必先设机阱，旁置网罟，撞以利戟，射以强弓，鸣金鼓而乘之，不旋踵而无虎矣，至蛇与鼠则不然，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，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，然不可以骤而取者，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，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，薰以艾、注以水，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，则尺棰可以致其命。夷狄者虎也，盗贼者蛇鼠也，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，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，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。虽然，盗贼者平之非难，绝之为难，平而不绝，其弊有二，不可不知也，盖招降与穷治是已。夫患莫大于招降，莫深于穷治，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，追讨之官素无奇略，不知计之所弭，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，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，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，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，由是言之，是乃诱民以为乱也，故曰患莫大于招降；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，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，却顾简节而疏目，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、迫胁之，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，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，束手而就毙，孰若逃遁山海，脱身而求生，由是言之，是驱民以为乱也，故曰祸莫深于穷治。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，惠与威也，仁及有罪则伤惠，戮及不辜则损威，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，尧舜所不能也。《夏书》曰：‘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，旧染污俗，咸与维新。’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，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，夫如是，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？”呜呼，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，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，其论三篇，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。国家为治，诚能轻徭薄赋、省刑戢吏，遇有水旱即与赈济，自无盗贼之生发矣，不幸而有焉，方其初起未成之时，即速与剪除，不容少缓，若其气势既成，必须委曲计虑，不可有轻之之心。臣自出仕以来，尝三见反寇矣，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，反为所败，资以器械甲兵，其势遂张大，殆其后也，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，往往持重坚守，彼遂堕吾计中，一举而灭之，此已然之明效也。何则？盖盗贼之初起也，所以扇惑乎平民、鼓动其恶党者，皆曰“朝廷之政令不行，卫所之官军素怯，城池之守备不固”，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，又某日攻某城，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，既而至期皆不应焉，则众见彼言之无验、谋之无效，而知其事之决无成，自然解体而散矣。由是观之，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，验于臣之所见尤信。
卷一三九
▲赏功之格（上）
《易师》：上六，大君有命，开国承（受）家，小人勿用。象曰：“大君有命”，以正功也；“小人勿用”，必乱邦也。
程颐曰：“上，师之终也，功之成也。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，开国封之为诸侯也，承家以为卿、大夫也，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，故戒使勿用。师旅之兴，成功非一道，不必皆君子也，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，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，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。小人平时易致骄盈，况挟其功乎？汉之英（英布）、彭（彭越）所以亡也，圣人之深虑远戒也。夫大君持恩赏之柄，以正军旅之功，师之终也，虽赏其功，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，用之必乱邦，小人恃功而乱邦者，古有之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师之终、顺之极，论功行赏之时也。坤为土，故有开国承家之象，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，但优以金帛可也，象所谓必乱邦，圣人之戒深矣。”
又曰：“开国承家一句，是公共所得底，未分别君子、小人，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，与之谋议经画耳。汉光武能用此义，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，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，则邓禹、耿弇、贾复数人，他不与焉。”
丘富国曰：“初言师之出，上言师之还，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，大君必有赏功之命，开国，功之大者也；承家，功之小者也。象曰以正功者，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。然兵行诡道，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，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，此又曰小人勿用，何邪？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，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，则挟功以逞，必生僭窃乱邦之祸，故于小人戒以勿用，而象曰必乱邦也，其意严矣。”
臣按：人臣有功于国家，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，次者则列爵以授之，与之以土田、锡之以爵位，因其功而予之赏，固不可分别之也，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，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，若夫资禀庸下、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，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，有土地以世食其禄，有职名以世延其赏，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，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。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，而《本义》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，臣窃以为小人难养，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，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，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？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，如朱氏言优以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