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，天子下其议。王恢，燕人，习胡事，曰：“匈奴和亲，不过数岁即复倍约，不如勿许，兴兵击之。”韩安国曰：“匈奴迁徙鸟举，难得而制，今行数千里与之争利，则人马疲乏，虏以全制其敝，此危道也，不如和亲。”群臣议者多附安国，于是许之。
臣按：匈奴求和亲，割所爱而与之固不可，而又假以家人子与之，则是待之不以诚也，尤不可。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兴兵击之，则曲在我、直在彼，可不可乎？方其彼之有求也，则正辞以拒之，曰中国女子不习外国水土而又多病，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质不定，或反因之以成衅隙，不若各守疆界，敦礼义之为久长也。如此复之，非独善为之辞，理亦当如是也。
宣帝时，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，可因其坏乱，举兵灭之，诏问御史大夫，萧望之对曰：“《春秋》晋士丐帅师侵齐，闻齐侯卒，引师而还，君子大其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服孝子，谊足以动诸侯。前单于慕化乡善，遣使请求和亲，海内欣然，夷狄莫不闻，不幸为贼臣所杀，今而伐之，是乘乱而幸灾也，彼必奔走远遁。不以义动兵，恐劳而无功，宜遣使者吊问，辅其微弱，救其灾患，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，如遂蒙恩得复其位，必称臣服从，此德之盛也。”上从其议。
成帝河平二年，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，罢归，自言欲降，“即不受我，我自杀，终不敢还”。使者以闻，下公卿议。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，谷永、杜钦以为：“汉兴，匈奴数为边害，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。今单于称臣朝贺，无有二心，接之宜异于往时，今既享既享其聘贡之质，更受其逋逃之臣，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，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。。假令单于初立，欲委身中国，未知利害，使之诈降以卜吉凶，受之亏德沮善，令单于自疏，不亲边吏；或者设为反间，欲因而生隙，受之适合其策，使得归曲而责直，此诚边境安危之原、师旅动静之首，不可不详也。不如不受，以明日月之信，抑诈谖之谋，怀附亲之心，便。”
臣按：谷永、杜钦此议得帝王诚信之道，后世边夷来贡而降，有与此事相同者，宜准此以为法。
光武建武二十八年，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，更乞和亲，并请音乐，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。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，司徒掾班彪曰：“臣闻孝宣帝敕边守尉曰：‘匈奴大国，多变诈，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，应对失其数则反为轻欺。’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，惧谋其国，故数乞和亲，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，重遣名王，多所贡献，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。臣见其献益重，知其国益虚；归亲愈数，为惧愈多。然今既未能助南，则亦未宜绝北，羁縻之义，礼无不答。谓可颇加赏赐，略与所献相当，报答之辞，令必有所适。”
臣按：孔子言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之为贤。”班彪之处北匈奴，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，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，可为后世代言者法。
班固曰：“和亲之论，发于刘敬，是时天下初定，新遭平城之难，故从其言，约结和亲，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。孝惠、高后时遵而不违，匈奴寇盗不为衰止，而单于反以加骄倨。逮至孝文与通关市，妻以汉女，增厚其赂，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，边境屡被其害，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，遂躬戎服，亲御鞍马，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，讲习战陈，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，顾问冯唐与论将帅，喟然叹息思古名臣，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。仲舒亲见四世之事，犹欲复守旧文，颇增其约，以为义动君子、利动贪人，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，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，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，与盟于天以坚其约，质其爱子以累其心，匈奴虽欲辗转，奈失重利何，奈欺上天何，奈杀爱子何？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，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，而使边城守境之民，父母缓带，稚子咽哺，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，不亦便于天下乎？察仲舒之论，考诸行事，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。当孝武时，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，虽开河南之野、建朔方之郡，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，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，其桀骜尚如斯，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？此不合当时之言也。若不置质，空约和亲，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。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，修障隧备御之具，厉长戟、劲弩之械，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，远行货赂，割剥百姓以奉寇仇，信甘言守空约，而几胡马之不窥，不已过乎？夫规事建议，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，未可以经远也。”
臣按：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，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，断之曰仲舒之言漏。信乎其漏也，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，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，然而无益焉。唐人之遣公主、宋人之纳岁币，徒费民财，损国威，其后效果何如也？后之人尚鉴之哉。
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，将之官，魏公操戒之曰：“羌胡欲与中国通，自当遣人来，慎勿遣人往，善人难得，必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