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乎。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，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，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，皆一一推求其故，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，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，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，而必为后日之远图，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，将至于汉人之劳费，盍思赫连之建国、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，何从得食乎？《宋史》明言其地饶五谷，尤宜稻麦，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，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？臣请下合朝议，当此无事之秋，北敌远遁之际，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，详察可否，以闻傥以为可行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，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，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，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，不然，较其利害足以相当，姑仍其旧可也。愚儒未履边地，姑以意言，可否惟上之命。
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，与杜茂治飞狐道，堆石布土，筑起亭障，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。
李贤曰：“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，通妫州怀戎县，即古之蜚狐口也。”臣按：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。
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：“北部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，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深入，又彼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家业并至，奔则与畜牧俱逃，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，是以历代能为边患，六镇势分，倍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之。请依秦汉故事，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，造小城于其侧，置兵捍守，彼既不攻城，野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必惩艾，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疆弱相兼，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。虽有暂劳，可以永逸。凡长城有五利，罢游防之苦，一也；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，二也；登城观敌，以逸待劳，三也；息无时之备，四也；岁常游运，永得不匮，五也。”
臣按：我朝建都于燕，切临边境，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，太行西来，逶迤而北，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，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；又东起旧大宁界，越宣府、大同、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，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；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，重冈叠嶂，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，《易》所谓地险者也；若夫外之藩篱，固有天然之地险，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，因而补其缺、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，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。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，有大边有小边，大边以谨斥候，小边以严守备，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、空缺之处，因其崖险，随其地势，筑为城墙以相连缀，实为守边长久之计。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强弱相兼，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。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，东起永宁之四海冶，西底保德之河堧，自东而西，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，其间墩台相望，远者十数里、近者数里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，延引以相连接，亦无甚劳费者。昔人谓一月可就，臣请以三年为期，遇夫边方无警之秋、米谷丰登之岁，孟夏、仲秋天气温凉之候，量拨骑兵以为防护，借十万人之工力，费十数万之赀粮，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，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，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，国家藩篱益厚。高闾所谓五利者，彼徒托之空言，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。
唐高祖时，突厥岁盗边，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，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、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，中书侍郎温彦博曰：“魏为长堑遏匈奴，今可用。”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，召江南船工，大发卒治战舰。
臣按：据于筠所请，于五原、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，彦博亦言魏为长堑，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，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。
始，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，非厓有拂云祠，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，然后料兵度而南。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，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，于河北筑三受降城，绝其南寇路。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，今筑城彼腹中，终为所有。仁愿固请，中宗从之，表留岁满兵以助功，咸阳兵五百人逃归，仁愿擒之，尽斩城下，军中股栗，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，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，西城南直灵武，东城南直榆林，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，其北皆大碛也，斥地三百里而远，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，朔方益无寇，岁损费亿计，减镇兵数万。
王禹偁曰：“兵势患在不合，将臣患在无权，今固未能专委一人，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，若有唐受降城之类，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，使互相救援，责其成功。”
臣按：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，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，则是固常守河矣，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、大漠之南。史谓中城南直朔方，意今河套之地；西城南直灵武，意今宁夏之地；东城南直榆林，意今在绥云之间。今其故址无复可考，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，其地今有断头山，地最肥腴且宜焉，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。国朝设东胜卫于此，其后移于内地，宣德、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