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。今以兵入其地，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，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，留而守之，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，兵粮乏绝，民苦兵事，盗贼必起。兵者凶事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耸，臣恐变故之生、奸邪之作，由此始也。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，言莫敢校也，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（犹言雁行，谓在前）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首，臣犹窃为大汉羞之。”
臣按：闽越今福建地，其入职方已久，非复汉时旧矣，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，兵入其地，不待兵刃先自病死，与夫兵至则潜藏，兵退则复聚，持久则士卒疲倦，民苦兵事。今日湖南、广右、云贵，其山箐之瘴疠，猫獠之情状，省民之受害，实与汉时无异也。明主在上，以天地为量，以宇宙为境，遇有远夷梗化，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、丈二之组镇抚方外，不劳一卒、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，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，染呕泄霍乱之病，亲老涕泣，孤子啼号，迎尸千里之外，弃骨无人之境，如安所虑者，非独远夷之幸，实中国之幸也。
元帝初元三年，珠厓、儋耳郡率数年一反，杀吏，汉辄发兵击定之，至是诸县叛，连年不定，上谋于群臣，欲大发军，待诏贾捐之曰：“臣闻尧舜圣之盛，禹入圣域而不优，以三圣之德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西被流沙，东渐于海，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，言欲与声教则治之，不欲与者不强治也。殷周之地，东不过江、黄，西不过氐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，是以颂声并作，人乐其生，越裳氏重九译而献，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。至于秦，兴兵远攻，贪外虚内，而天下溃畔；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，赋役烦重，寇贼并起，是皆廓地太大、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关东民困，流离道路，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禁，义不能正，此社稷之忧也。骆越弃之不足惜，不击不损威，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饥馑、保元元也。且以往者羌事言之，暴师曾未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费四十余万万，大司农钱尽，乃以少府禁钱续之，夫一隅为不善，费尚如此，况于劳师远攻，亡士无功乎？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，《禹贡》所及、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可且无以为，愿遂弃珠厓，专用恤关东为忧。”上以问大臣，丞相于定国以为：“前击珠厓兴兵连年，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还者二人，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，费用三万万余，尚未能尽降，今关东困乏，民难摇动，捐之议是。”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，不欲勿强。
苏轼曰：“扬雄有言，珠厓之弃，捐之力也，否则鳞介易我冠裳，此言施于当时可也，自汉末至五代，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，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，其可复言弃乎？”
臣按：捐之谓非冠裳之国，《禹贡》所及、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勿以为。臣窃以为，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，则可用捐之之策，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，其可以与人乎？况本中国膏腴之地、要害之塞，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，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，不可轻言弃也。
顺帝永和初，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，可比汉人增其租赋，议者皆以为可，尚书令虞诩独奏曰：“自古圣王不臣异服，非德不能及、威不能加，其兽心贪婪，难率以礼，是故羁縻而绥抚之，附则受而不逆，叛则弃而不追。先帝旧典贡税多少，所由来久矣，今猥增之必有怨叛，计其所得，不偿其费。”
臣按：帝王之驭外蕃，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，旧有者不取，则彼敢于恣肆；旧无者取之，则彼必至于怨望。吾惟循其旧而已，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，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，不责其备，不逆其诈。
永和中，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，岁余不克，帝召百官问以方略，皆议遣大将发荆、扬、兖、豫四万人赴之，李固驳曰：“荆扬盗贼盘结不散，长沙、桂阳数被征发，如复扰动，必更生患，兖、豫之人远赴万里，诏书迫促，必致叛亡，南州温暑，加有瘴气，致死亡者十有四五，远涉万里，士卒疲劳，比至岭南，不复堪斗，军行日三十里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，三百日乃到，人廪五升，用米六十万斛，不计将吏驴马之食，设军所在死亡必众，既不足御敌，当复更发，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。九真、日南相去千里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，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，益州谚曰‘虏来尚可，尹来杀我’，后就征还，以兵付刺史张乔，乔因其将吏，旬月之间破殄寇虏，此发将无益之效，州郡可任之验也。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、太守，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，还募蛮夷，使自相攻，转输金帛以为其资，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，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，张乔前有破虏之功，皆可任用。”四府悉从固议，即拜良为九真太守、乔为交刺史，乔至开示慰诱，并皆降散。良到九真，自行车入贼中，设方略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数万人，皆为良筑起府寺，岭外复平。
臣按：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，切中事情，使后世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