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、江右，皆王民也。夫自天地开辟以来，山川限隔，时世变迁，地势有广狭，风气有厚薄，时运有盛衰，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。以今日言之，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，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，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、湖，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，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；江右之人群于荆湖，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，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，是并失之也。臣请立为通融之法，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、置成产业者，则名以税户之目，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，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，随其所在拘之于官，询其所由，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（不愿者勿强）则俾其供词、具其邑里，定为版册，见有某人主户（本贯无人者不许）、见当某处军匠（遇阙依次句解），明白详悉，必实毋隐，然后遣官赍册亲诣所居，供报既同，即与开豁所在郡邑收为见户，俾与主户错居共役，有产者出财，无产者出力。如此通融，两得其用，江右无怨女，荆湖无旷夫，则户口日以增矣；江右有赢田，荆湖无旷野，而田野日以辟矣。是亦蕃民生、宽力役，一视同仁之道也。
汉自高祖讫于孝平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余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余，汉极盛矣。臣按：此西汉户口极盛之数。桓帝永寿二年，户千六百七万九百、口五千六万六千。
臣按：此东汉户口极盛之数。
隋承周得户三百六十万，平陈又收户五十万，洎于大业二年，干戈不用，唯十八载乃至八百九十万。
杜佑曰：“隋承西魏丧乱，周齐分据，暴君慢吏赋重役勤，人不堪命，多依豪室，禁纲隳废，奸伪尤滋。高睹流冗之病，建输籍之法，定其名、轻其数，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宗收大半之赋，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。先敷其信，后行其令，烝庶怀惠，奸无所容，隋氏资储逾于天下，人俗康阜，之力焉。”
胡寅曰：“方隋之盛也，郡县民户上版图者八百九十余万，自经乱离之后，十存不能一二，皆独孤后无《关雎》之法，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。”唐天宝十三载，户九百六万九千。
杜佑曰：“唐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，可以比崇汉室，而人户才比于隋氏，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，法令不行，所在隐漏之甚也。”
胡寅曰：“明皇享国虽久，户口虽多，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，比祸乱稍平，几去其半，徒以内有一杨太真、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。呜呼，可不监哉！”
宪宗元和时，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。
胡寅曰：“天宝初户几一千万，元和户仅二百四十七万，是十失其八也。宪宗急于用兵则养民之政不得厚，重以用异、枿聚敛受诸道贡献，百姓难乎其阜蕃矣。”
臣按：天下盛衰在庶民，庶民多则国势盛，庶民寡则国势衰，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、府藏之有财也。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，养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尔，所以使民受害而户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，故胡寅论隋氏之耗不咎杨（玄感）、李（密也）而咎独孤后，天宝之耗不罪安（禄山）、史（思明）而罪杨太真、李林甫，元和之耗则又归其狱于程异、皇甫镈之聚敛焉。呜呼！私意行于宫禁而灾祸延于闾阎，小人用于庙堂而毒害及于黎庶，人君之欲蕃民生者，其尚去谗、远色、贱货而一于贵德也哉。
徐干曰：“夫治平在庶功兴，庶功兴在事役均，事役均在民数周，民数周为国之本。故民数者，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，以分田里、以合贡赋、以造器用、以制禄食、以起田役、以作军旅，国以建典、家以立度、五礼用脩、九刑用措，其惟审民数乎？”
臣按：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黄籍，民年十五为成丁，十四以下为不成丁，盖得此意。
杜佑曰：“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，乃均其事役，则庶功以兴，国富家足，教从化被，风齐俗一。夫然故灾沴不生，悖乱不起，所以《周官》有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、县、鄙之制维持其政，纲纪其人，献民数于王，王拜受之，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。及理道乖方，版图脱漏，人如鸟兽飞走莫制，家以之乏，国以之贫，奸冗渐兴，倾覆不悟，斯政之大者、远者，将求理平之道，非无其本欤？”
臣按：古人有言，观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国之强弱，臣窃以为非独可以知其强弱，则虽盛衰之故、治乱安危之兆皆于此乎见之。是以人君常于拜受民数之后，阅其版籍、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数。今日之民较之前世多欤，吾则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，兢兢焉益思所以保养之；寡欤，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，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。如此，则危者可安、乱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。
以上论蕃民之生
卷一四
▲制民之产
《通典》曰：黄帝时八家为井，井开四道而分八宅，凿井于中，则井田之原其来远矣。臣按：此井田之始。
尧遭洪水，天下分绝，使禹平水土、别九州，冀州土白壤（无块曰壤），田中中（第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