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百亩，余夫亦如之；下地夫一廛、田百亩、莱二百亩，余夫亦如之。
臣按：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，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。所谓生生之具，稼穑、树艺、牧畜三者而已，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、用度之费，仰事俯育之不缺，礼节患难之有备，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、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。礼义于是乎生，教化于是乎行，风俗于是乎美，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，经其土地，辨其田里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。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，能不扰之足矣，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？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，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，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，凡有征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，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。
《前汉食货志》：圣王量能授事，四民陈力受职。民受田，上田夫百亩、中田夫二百亩、下田夫三百亩，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，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，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，三岁更耕之，自爰其处（爰，于也。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，以均厚薄）。农民户人已受田，其家众男为余夫，亦以口受田如比（比，同也。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），士、工、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（口二十亩）。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，若山林、薮泽、原陵、淳（尽也）卤（咸卤也）之地，各以肥硗多少为差。民年二十受田，六十归田，七十以上上所养也，十岁以下上所长也，十一以上上所强也。
臣按：此言受田之法，大略与《周礼》大司徒、遂人所言相同，《周礼》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。
孟子告梁惠王曰：“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（养也）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（告齐王‘数口’作‘八口’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五亩之宅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，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谷，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。五十始衰，非帛不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时谓孕字之时，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。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百亩之田亦一夫所受，至此则经界正、井地均，无不受田之家矣。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、极财成辅相之道以左右民，是王道之成也。”
金履祥曰：“古者六尺为步，步百为亩，一夫一妇受田百亩，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、邑居二亩半。田以九百亩为一井，八面皆百亩为私田，八家受之，内一百亩为公田，八家同养公田。又于公田之内除二十亩为庐舍，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也，邑居所受亦如之。古所谓亩即今田，其广六尺、其长六百尺是为一亩，若以今尺步计之，则古之百亩当今四十一亩，古者二亩半当今一亩十步（古以百步为亩，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）。”
臣按：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。所谓五亩宅、百亩田，法制也；五十衣帛、七十食肉，品节也。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，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，斯言也孟子两言之，一以告梁惠王、一以告齐宣王，赵岐所谓“王政之本，常生之道”是也。盖天立君以为民，民有常生之道，君能使之不失其常，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。后世人主不知出此，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、详于法制，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，是不知其本也。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，岂不以是欤？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无恒产（恒产，可常生之业也）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无不为己，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、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，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（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）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、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（此言无常产而无常心）？”
朱熹曰：“恒产，可常生之业也；恒心，人所常有之善心也。士尝学问知礼义，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，民则不能然矣。罔犹罗网，欺其不见而取之也。”
臣按：三代盛时，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，所谓五亩之宅是也；有田以养之，所谓百亩之田是也。其田、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，授之以为恒久之业，使之稼穑、树艺、牧畜其中，以为仰事、俯育之资，乐岁得遂其饱暖之愿，凶岁免至于流亡之苦，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。自秦汉以来，田不井授，民之产业上不复制，听其自为而已，久已成俗，一旦欲骤而革之，难矣。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，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，诚能惜民之力、爱民之财、恤民之患、体民之心，常使其仰事、俯育之有余，丰年、凶岁之皆足，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？
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，孟子曰：“夫仁政必自经界始，经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井地即井田也。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、封植之界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