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。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，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，惟不配丁纳粮如故，其人已死，优及子孙，以寓世禄之意（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，五品以上三顷，七品以上二顷，九品以上一顷，外官则递减之。无田者准田免丁，惟不配丁纳粮如故）。立为一定之限，以为一代之制，名曰配丁田法，既不夺民之所有，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。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，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、验粮之可据矣。行之数十年，官有限制，富者不复买田，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，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，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，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。臣愚偶有所见，不知可否，敢以为献，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，俾究竟以闻。
汉孝宣地节三年，诏曰：“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，郡国公馆勿复修治，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。”
孝元初元元年，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，江海、陂湖、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，勿租赋。
臣按：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，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、孝元者，其宫馆、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，俾其种食，勿收租赋，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昵、权幸之臣者哉？
宋太宗时，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，江南专种粳稻，虽土风各有所宜，至于参植以防水旱，亦古之制。于是诏江南、两浙、荆湖、岭南、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，民乏粟、麦、黍、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，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，并免其租。
真宗以江淮、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，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，择田高仰者莳之，盖旱稻也。内出种法，命转运使揭榜示民。
臣按：地土高下、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，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。土性虽有宜不宜，人力亦有至不至，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，况地乎？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、江北之民种粳稻，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，是亦《大易》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。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，江北民亦兼种粳稻，昔之粳稻惟秋一收，今又有早禾焉。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，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，通行南北，俾民兼种诸谷，有司考课，书其劝相之数，其地昔无而今有、有成效者加以官赏。
林勋上《政本书》曰：“宜假古井田之制，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，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，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隶农以耕田之羡者，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。”
陈亮曰：“勋为此书考古验今，思虑周密，可谓勤矣。世之为井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？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，成顺致利则民不骇，而可以善其后。”
臣按：勋此书，朱熹、吕祖谦皆称许之。今考其书，百里之县岁率米五万一千斛、钱万二千缗、绢四千余匹、绵三千四百斤，取民过重，恐非后世所宜用者。（以上田产）
《虞书》曰：予决九川距（至也）四海，浚（深也）畎浍距川。
蔡沈曰：“九川，九州之川也。《周礼》一亩之间广尺、深尺曰畎，一同之间广二寻、深二仞曰浍，畎、浍之间有遂、有沟、有洫，皆通田间水道以小注大。言畎、浍而不及遂、沟、洫者，举大小以包其余也。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，次浚畎、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也。”
《周礼》：遂人掌邦之野。凡治野，夫间有遂（一夫所受之田百亩，间必有遂），十夫有沟（十夫，千亩之田），百夫有洫（百夫，万亩之田），千夫有浍（千夫，十万亩之田），万夫有川（万夫，百万亩之田。川所以受遂、沟、洫、浍之水）。
稻人掌稼下地（下地，水泽之地也），以潴畜水（潴，积也。积水为陂塘也），以防止水（增之堤防），以沟荡水（引水播荡），以遂均水（均布沟水），以列舍水（列者胜其町畦，水可止舍），以浍写水（水有余则泻之于浍）。
匠人为沟洫，广尺、深尺谓之畎，广二尺、深二尺谓之遂，井间广四尺、深四尺谓之沟，广八尺、深八尺谓之洫，广二寻、深二仞谓之浍（寻与仞皆八尺）。专达于川，各载其名（识所从出也）。凡天下之地势，两山之间必有川焉，大川之上必有涂焉。凡沟必因水势，防必因地势。
陈傅良曰：“遂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遂，匠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畎，畎非沟也，乃播种之地而已。一亩三畎，一夫三百畎，畎从则遂横，遂横则沟从，由沟而达洫、由洫以达浍，其从横亦如之。说者又以沟、浍为通水而设，然沟、洫之于田也，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患，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忧，以时决塞则沟、洫岂特通水而已哉？”
王昭禹曰：“沟所以导水，不因水势则其流易壅；防所以止水，不因地势则其土易坏。故为沟者必因水势之曲直则其流斯无壅矣，为防者必因地势之高下则其土斯无坏矣。善为沟者，水必漱啮之而无所壅，以其因水势故也；善为防者，水必淫液之而无所决，以其因地势故也。”
臣按：古今言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