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二说相须其义始备。夫以千亩之田，非一人一日所能尽，意其始也蹈藉田亩以躬三推之仪，终也假借民力以终千亩之制尔。自周以后迄于唐、宋，此礼不废，然耕藉田者必祀先农。我列圣躬祀先农行藉田礼如古制，非徒以供宗庙之粢盛，实所以重农事以劝相天下之民，使兴起农功也。
汉文帝二年正月，诏曰：“夫农，天下之本也。其开藉田，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。”
九月，又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恃以生也，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，故生不遂。朕忧其然，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，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”
文帝又诏皇后亲桑以奉祭服，为天下先。
景帝后二年，诏曰：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（工也）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，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，寡矣。朕亲耕、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、祭服，为天下先，不受献，减大官，省繇赋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以备灾害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后，最重农者莫如汉，文、景二帝尤惓惓焉，非徒有是虚文也，而减租之诏岁下，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，下至舟车皆有算，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，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。自是而后，君非不耕藉田，后非不亲蚕，非不下悯农之诏，非不敕守令以劝相，然皆尚虚文而已，非实惠也，是故农不必劝也，能无扰之足矣。善乎，柳宗元之言曰：“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而卒以祸，旦暮吏来而呼曰：官命促尔耕、勖尔植、督尔获。蚤缲而绪，蚤织而缕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，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，小人辍飧饔以劳，吏者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？臣愿仁圣在上，思王业之所本，念小人之所依，禁游惰则为之者众，省繇役则不夺其时，减租赋则不罄所有，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，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相之惠，田里小民不胜多幸。”
晁错言于文帝曰：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、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民贫则奸邪生，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、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。民者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四方，亡择也。夫珠玉、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粟米、布帛生于地、长于时、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，一日弗得则饥寒至，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”
又曰：“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在于贵粟，粟者，王者大用、政之本务。”
臣按：晁错以此告于文帝，欲其为民开资财之道，所以开之之要在于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、广蓄积以实仓廪、备水旱而已。而其末又言“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。务农在于贵粟，粟者，王者大用、政之本务”，人君诚贵五谷而贱金玉，民知人君所贵在此，则咸知所贵重矣。九重之上诚躬行节俭而捐弃金玉，切切焉劝农桑、抑末作，则天下之民咸趋于南亩而惟农之是务矣。
景帝后三年，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。黄金、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。间岁或不登，意为末者众，农民寡也。其令郡国务劝农桑，益种树，可得衣食物，吏发民若取庸（取其资以雇庸）采黄金、珠玉者，坐赃为盗，二千石听者与同罪。”
臣按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”之一言者，文帝之诏凡三见焉，而景帝、武帝亦皆以是言冠于诏之先，汉人去古未远，犹知所重也。后世往往重珠玉而轻谷粟，是不知所重也。景帝此诏令郡国务劝农桑、益种树，可得衣食物，其知所重矣乎。
以上论重民之事
▲宽民之力
《易兑》之彖曰：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说之大，民劝矣哉。
程颐曰：“君子之道其说于民，如天地之施，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，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，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。说道之大，民莫不知劝，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。以人心说服为本，故圣人赞其大。”
臣按：此《兑》卦之彖辞。兑之义，说也。兑上为君，兑下为民，有君、民相说之象。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说服为本，有事而欲与民趋之，则思曰此民所说乎不说乎？苟民心说也则先以趋之，则民知上之劳我所以逸我也，咸忘其为劳矣；有难而欲与民犯之，则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，咸忘其为死矣。人君之欲用民力，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，体夫民之心而同其欲，必为天下而不为一家，必为众人而不为一己，然后为之则民无不劝勉顺从者矣。
《节》之彖曰：节以制度，不伤财不害民。
程颐曰：“圣人立制度以为节，故能不伤财害民。人欲之无穷也，苟非节以制度，则侈肆至于伤财、害民矣。”
臣按：此《节》卦之彖。节之为言有限而止也，为卦下兑上坎，泽上有水，其容有限，故为节。圣人体节之义则立为制度，量入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