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曰：“鲧障洪水九年无功，禹得《洪范》五行之书，知水润下之性，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，水患乃息。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，但能因势而疏决尔，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，夺洪河之正流，使人力斡而回注，此大禹之所不能，此其必不可者也。”
熙宁十年，河大决于澶州曹村，北流断绝，河道南徙，东汇于梁山张泽泺，分为二派，一合南清河入于淮，一合北清河入于海。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、齐、郓、徐尤甚，坏田逾三十万顷。
臣按：此黄河入淮之始，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。
又，刘彝、程昉言：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，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，以绝河患。
元至大三年，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言：黄河伏槽之时水势似宽，观之不足为害，一遇霖潦，湍浪迅猛，自孟津以东，土性疏薄兼带沙卤，一失导泄之功，崩溃决溢可立而待。河至杞县三氵义口播而为三，盖亦有年，其后二氵义湮塞，三河之水合而为一，下流既不通畅，自然上溢为灾，即今水势趋下，有复钜野、梁山之意，盖河性迁徙无常，苟不预防，不出数年曹、濮、济、郓蒙害必矣。宜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事，频为巡视，谨其防护，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，较之河已决溢、民已被害然后卤莽修治以劳民者不同矣。
至正四年夏，久雨河溢决堤，濒河郡邑济宁、单州、虞城、砀山、金乡、鱼台、丰沛、定陶、楚丘、武城以至曹州、东明、钜野、郓城、嘉祥、汶上、任城等处皆罹水患，水势北侵安山，沿入会通运河。其后集群议，都漕运使贾鲁议欲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，丞相托克托韪其策，以鲁为总治河防使，发民丁十五万人，自四月至十一月诸扫诸堤成，河乃复故道，南汇于淮，又东入于海。
欧阳玄曰：“治河一也，有疏、有浚、有塞三者异焉，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，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，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。”又曰：“贾鲁有言，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，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，决河口视中流又难，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。用物之效，草虽至柔，柔能狎水，水渍之生泥，泥与草并力，重如碇，然维持夹辅，缆索之功实多。”
余阙曰：“中原之地平旷夷衍，无洞庭、彭蠡以为之汇，故河尝横溃为患，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，故禹之治河，自大咺而下则析为三渠，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，然后其委多，河之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，此禹治河之道也。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，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，故西京时受害特甚，虽以武帝之才，乘文、景富庶之业，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后已。自瓠子再决而其流为屯氏诸河，其后河入千乘而德隶之河又播为八，汉人指以为太史、马颊者，是其委之多，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，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，由是而讫东都至唐河，不为害者千数百年。至宋时，河又南决，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，以河之大且力，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，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。自宋南渡时至今（谓元）殆二百年，而河旋北，乃其势然也，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曹南讫嘉祥，东西三百里，以障河之北流，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。庙堂从之，非以南为壑也，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。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，何也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，河北则汶水必微，微则吾有制而相之，亦可以舟可以漕，《书》所谓‘浮于汶，达于河’者是也。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。”
臣按：天地间为民害者，在天有旱潦之灾，在地有河海之患，然雨旸之为旱潦也有时而人犹可先事以为之备，若夫河海之患则有非人力所能为者矣。虽非人力所能为，而人君有志于为民者，其忍坐视而付之无可奈何哉？中国之水非一而黄河为大，其源远而高、其流大而疾、其质浑而浊，其为患于中国也，视诸水为甚焉，自禹疏九河之后，迁史《河渠书》述之详矣。臣请探厥本原，自张骞使西域之后，说者咸谓河出昆仑，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笃实者西穷河源，得其源于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，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，汇而为泽，登高望之若星宿，然译音所谓鄂端诺尔也。其地在中国西南，直四川马湖府之正西三千余里、云南丽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，较之昆仑殆为近焉。自西而东，合诸河水，其流浸大，东北流分为九，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誊格哩哈达，即昆仑也。绕昆仑之南折而东而北而西，复绕昆仑之北，又转而东北行约二十余日，始入中国，自贵德、西宁之境至积石，经河州东北流至兰州，北绕朔方、上郡，又东出境外，经三受降城、东胜等州，又折东南出龙门，过河中，抵潼关，东出三门析津为孟津，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，吞纳小水以百数，势益雄放，无崇山巨矶以防闲之，旁激奔溃，不遵禹迹，故虎牢迤东，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。方禹之导河，其河盖自西而东，又转而北之东以入海焉。周定王五年河徙，已非禹之故道，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，更注勃海，继决于瓠子，又决馆陶，遂分为屯氏河二河相并而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