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又言此上四事，皆非出於其心者，即皆出於异端之学者也。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，必妨害其仁政；既妨害其仁政，则又妨害其事政。则本，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；事，则下之所行以治职者也。故事为政之末，政为事之本，如孔子问冉子之退朝何晏也，则谓之事，故不谓之政，是知政、事有别矣。“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”者，孟子言後之圣人有能复兴起者，必从事吾此言而行之矣。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，孔子兼之，曰：我於辞命则不能也”者，孟子既言其讠皮、淫、邪、遁之辞为非，故於此言其善为说辞、善言德行为是者也。盖言宰我、子贡二者，皆善能为说辞。说辞者，以辞说人者也。宰我、子贡皆得圣人所以言者也，故云善为说辞。《论语》四科，二人所以列於言语之科也。冉牛、闵子、颜渊三者皆善言德行。善言德行者，言之必可行，是善言也；行之必可言，是德行也。冉牛、闵子、颜渊皆得圣人所以行者也，故云善言德行。《论语》四科，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。孔子兼之者，孔子天纵之将圣，故多能鄙事，则於说辞德行，兼而能焉。而曰我於辞命，则不能也，孟子盖以儒道游於诸侯，而诸侯宾之，不敢臣，又为国人所矜式，故於辞命又安用之哉！此所以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。然孟子於辞命，非诚不能也，但不为之耳。以辞命人者，故谓之辞命，以其末也，非本也。故不言不能德行，以其本也，非末也。孟子之意，盖欲当时之人务本不务末耳。“然则夫子既圣矣乎”者，公孙丑见孟子但言不能辞命之末，不言不能德行之本，故谓孟子如是则夫子既已为圣矣。以其宰我、子贡虽善为说辞，然尚未得圣人所以言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虽善言德行，然尚未得圣人所以行，故数子者，但为孔子之高弟，惟颜渊三子於圣，但具体而微者，而亦未得其为圣矣。公孙丑见孟子言之辞命则不能者，以知孟子之意盖有在於此矣，所以於辞命则言不能也，故问之曰：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“曰：恶是何言也”者，孟子答公孙丑，为不敢安居其圣，故曰恶是何言也。恶，叹也，以其不敢居圣，故叹而言之也。又言“昔者子贡问於孔子曰：夫子圣矣乎”至“是何言也”者，孟子言昔日子贡尝问於孔子，而谓夫子圣矣乎？孔子答之曰：於圣则我不能为也，我但学不厌饱，教人不倦怠也。子贡曰：夫学道能不厌饱，是有智也，以其智足以有知，故能学道不厌也；教人能不倦怠，是有仁也，以其仁足以及物，故能教人不倦也。仁而且智，是夫子既以圣矣。孟子遂言夫圣於孔子尚不敢居，而今丑言我既圣矣，是何所言也，故再言“是何言也”。“昔者闻之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皆有圣人之一体。冉牛、闵子、颜渊，则具体而微”者，孟子常自谦，故言我往日窃闻之，有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三人，皆有圣人之一体，亦未得其全才；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，但而微小者也。孟子言此是宜孙丑於前有夫子既圣矣乎而问之也。“敢问所安”者，丑见孟子又言此子夏、子游、子张、冉牛、闵子、颜渊数者，意欲知孟子於此数者之中，何者为比也。“曰姑舍是”者，孟子言且置去，非我之原比者也。“曰伯夷、伊尹何如”者，丑见孟子不比数者，又问之以伯夷、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。“曰不同道”者，孟子答之，以为伯夷之行，不与伊尹、孔子同道也。“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”者，孟子言非其所好之君则不奉事之，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，天下有治道之时则进而仕之，天下无道则退藏其身，是伯夷之所行也。“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。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”者，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为非君，盖所事者，即皆君也；何所使之民为非民，盖以所使皆是民也；天下治亦进而行道，天下乱亦进而行其道：是伊尹之如是也。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”者，孟子言可以进而进而为仕则进而仕之，可以止而不仕则止之而不仕，可以久则久，虽终身不仕，亦不为之久，可以速则速，虽接淅而行亦不为速，是孔子所行如是也。“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，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，孟子言此数者皆是古之圣人也，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，乃言我之所愿学，则孔子是学也。孟子之意，盖谓孔子所行，於伯夷、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。故可仕则仕，而不为伯夷之必於退，可止则止，而不为伊尹之必於进，无可无不可矣。故於终所必归之，但愿学孔子也。“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”者，公孙丑见孟子言之伯夷、伊尹，又言之以孔子，乃曰皆古圣人也，故问之，以伯夷、伊尹、孔子如是，则齐等之乎？班，齐等也。“曰：否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”者，孟子答之以为否，不齐等也，自其有生民以来，至今未有与孔子齐其等者也。“然则有同与”者，公孙丑又问孟子，以谓如是则伯夷、伊尹、孔子三人有同者邪？“曰：有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”至“是则同”者，孟子答之，以谓此三人有所同也，盖得百里之土地而为君，三人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也；然行一事之不义杀、一人之无罪而得天下，则三人亦皆不为之：如是则同。若其他事则所行又有不同焉，故曰是则同。“曰敢问其所以异”者，公孙丑又问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