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惧我，此盖舜言，故称余。余，我也。孟子引之，故自解之洚水，言洚水则洪大之水也。故舜使禹治其洪水，禹乃掘也，因其势顺而流注之海；又驱遣蛇龙而放之菹。菹，泽生草之所也。於是水从地中流行，故不泛逆，所谓导江导淮导河导入汉之水，是禹之治也。危险艰阻既以远去，而无泛滥之患，鸟兽之害於人者遂消灭，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。所谓水逆行，泛滥於中国，蛇龙居之，为巢、营窟之难，於是免矣。“尧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”至“及纣之身”，又至“咸以正无缺”者，孟子言自尧舜既没之後，圣人所行之道衰微，暴虐之君更兴，乃毁坏民之宫室以为之污池，而民皆无所安居休息；又弃五之田以为之园囿，而恣游傲，乃使民不得衣食，於是民有饥寒。其小人皆放辟邪侈，作邪伪之说，为奸寇之行。又作园囿污池，於是草木沛泽茂盛，而禽兽至众。及纣之世，又为大乱，周公乃辅相武王，诛伐其纣，又伐奄国，终始三年，讨戮残贼之君，乃驱逐飞廉谀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杀之，遂灭与纣共为乱之国者有五十国，然後驱遣其虎豹犀象之野兽而远去之。天下之人，已皆大悦，而归武王。《书》所谓“丕显哉，文王谟，丕承哉，武王烈，佑启我後人，咸以正无缺”，是斯之谓欤。盖言大明文王创始之谋谟，大缵集武王之功烈，佑开後人皆以正道行之，故无亏缺也。後人是谓成王、康王在後者也。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”至“其惟《春秋》乎”，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灭，邪说暴行之人又有起作，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惟孔子於此时乃恐惧正道遂灭，而害人正心，故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之经。盖《春秋》者，乃设素王之道，皆天子之事迹也。孔子云：知我正王纲者，其惟以《春秋》知我矣；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，其亦惟以《春秋》罪我矣。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”至“是禽兽也”，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，圣王无有兴作於其间，诸侯乃放恣为乱，布衣之处士乃横议而游说於诸侯，於是杨朱、墨翟偏蔽之言盈满於天下。天下之言者，不归从杨朱之为己，则归从墨翟之兼爱。以其为己之言行，是使天下无其君也；兼爱之言行，是使天下无其父也：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之类也，非人也。“公明仪曰”至“率兽而食人也”。孟子又引昔公明仪有云：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肉，栈厩之中多养其肥马，而下民以有饥饿之颜色，郊野之间以有饿死之莩者，如此是国君率兽而食人也。“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”至“吾为此惧”，又至“吾言矣”，孟子又言杨、墨自为、兼爱之道不熄灭，则孔子之正道不著明，是邪说欺诬其民，而充溢掩其仁义之道也。仁义既以邪说充塞而掩之，则不特率兽食人，而人亦将自相食也。孟子故言我为此恐惧，乃欲防闲，卫其先圣之正道，而排斥拒其杨、模放逐其淫辞，使邪说者不得兴作於其间。所谓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，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，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，此盖说在上篇，此更不说。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，此皆孟子言至於此，又复自尧至於孔子再详总说之也。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，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；至周公相武王，兼征夷狄，驱逐暴兽，而人民於是乎得宁静；以至孔子作成《春秋》，而褒贬著，而乱臣贼子於是乎恐惧之。“《诗》云：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”，说在上篇详矣。孟子言如是则无父无君者，是周公所欲膺击而伐之也，我今亦欲正其人心，息灭其邪说，距止其险陂之行，放逐其淫辞，以奉承禹、周公、孔子三圣者，岂我好与杨墨之辩哉？是我不得已，故当与之争辩也。然而能言距止杨墨之道者，是亦为圣人之徒党也，故曰：“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讠皮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○注“尧使禹治洪水，通九州”至“消尽也”。正义曰：“禹通九州”者，盖始自尧所都冀州而起，遂从东南通于兖州；兖州既达，又东南通於青州；青州既达，又从南通於徐州；徐州既达，又南通於杨州；杨州既达，又西通於荆州；荆州既达，又从荆而北通於豫州；豫州既达，又从豫而西通於梁州；梁州既达，又从梁而北通於雍州；雍州既达，於是又通乎冀州；冀州乃帝都也。凡此是皆禹通之耳。○注“奄，东方无道国”至“王来自奄”。正义曰：案郑玄云：“奄国在淮夷之北。”裴る亦引而证《史记》。云伐奄者，孔安国云：周公归政之明年，淮夷奄国又叛，成王东伐淮夷，遂灭奄而徙其君。五月，自奄还至缟京，是王自奄也。云“飞廉，纣谀臣”，案《史记》云“飞廉乃颛顼之苗裔也，飞廉善走，其子恶来，恶来有力，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，周武王伐纣，并杀之”是矣。“舜放四罪”，所谓流共工于幽州，放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凡此是也。○注“禹稷胼胝，周公仰思，仲尼皇皇”。正义曰：经云禹稷手足胼胝，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，扬雄云“仲尼皇皇”，是也，凡此盖言皆能勤於为生民耳。
匡章曰：“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？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无闻，目无见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实者过半矣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