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训》，汉、魏、六朝诸家之说备列无遗，独于朱《注》一字不及，汉宋门户，隐若划一鸿沟。黄式三《论语后案》始以《集解》、《集注》并列，然其旨仍在袒汉学。实则《集注》虽考证稍疏，然字斟句酌，亦非无一长可取，不能概行抹杀。是书先列《集解》，为汉学所宗；次《集注》，为宋学所本；中间增“唐以前古注”一门，搜罗汉、魏、六朝及唐人《论语》著述，片言只字，必一一搜剔，不使遗漏，庶几已佚之书，赖以不堕。其近人著述，有罕见之本，或篇帙无多，恐其日久失传，往往全部收入，亦本斯旨。
一、《论语》一书，言训诂者则攻宋儒，言义理者则攻汉学。平心论之，汉儒学有师承，言皆有本，自非宋儒师心自用者所及。《集注》为朱子一生精力所注，其精细亦断非汉儒所及。盖义理而不本于训诂，则谬说流传，贻误后学；训诂而不求之义理，则书自书，我自我，与不读同。二者各有所长，不宜偏废。是书意在诂经，惟求其是，不分宗派，茍有心得，概与采录。
一、全书共百余万言，所采书目均一一列表备查。其未见原书者，必注明出处。其有引出某书而某书实无其文者，则仍以原书著录，以便寻检。此外六朝已佚古藉，或虽为近人著作而为罕见之本者，则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例，别为简明提要以附于后。
一、所采之书，以四库著录及列入正、续《皇清经解》为限。其四库未收、及宋儒一派之著述未采入《皇清经解》者，则择其尤纯正而有心得者。其专为举业而设，类似高头讲章，如《四书本义汇参》，及一切庸恶陋劣如《四书大全》之类，概不采录。
一、语录仿自禅宗，释子不读书，出语恒多俚俗。宋儒学既近禅，并形式上亦必力求其似，殊为无取。兹篇除朱子《或问》及《语类》外，其它语录中虽有关于《论语》之研究，以其出言鄙倍，概不采录。
一、宋以后诸儒往往于札记中考据《论语》如《困学纪闻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之类无虑数十种，其中不乏可采之处，虽非专著，亦在兼采之列。
一、宋儒理学为儒、释、道混合之一种哲学，本可成一家言，但必以为直接孔孟心传道统，则余未敢信。一部《论语》中，何尝有一个“理”字？而《集注》释天为卽理也，释天道为天理；又遇《论语》凡有“斯”字或“之”字，悉以“理”字填实之。皆不免强人就我，圣人胸中何尝有此种理障耶？朱子尝云：“圣贤议论，本是平易。今推之使高，凿之使深。”然《集注》释“子在川上”，释曾点言志，仍不免过高之病。以此立说著书，未尝不可，但非解经正轨，读者当分别观之。
一、清初戴东原、毛西河诸家喜攻朱《注》考证之失，殊不知朱子尝与人言：“读书玩理外，考证别是一种功夫，某向来不曾做。”朱子博极群书，并非力不能为。而其言如此，盖当时风气不尚考证。以古人不经意之事，而蹈隙乘瑕攻之，不过以其名高耳，然犹曰：“是汉学家言也”。至颜、李同为理学而亦攻朱，则更无谓。盖汉儒恪守家法，笃信师说，从未敢轻詈古人。至更易经传，推翻旧说，其风固自宋人开之。《集注》至以樊迟为粗鄙近利以子夏、子游为语有流弊，敢于詈及先贤，更不足为训。以朱子之贤，犹有此失。是书力矫此弊，凡意气诟争之语、门户标榜之词，概不采录。
一、《集注》喜贬抑圣门，为全书最大污点，王船山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、毛西河《圣门释非录》论之详矣。是书凡攻朱之语，例不采录，然对此不能不设例外。昔阮嗣宗口不谈人过，人称其盛德。何况对于古人。子贡方人，孔子以为不瑕。故古来丛谤之深，无如朱子者，虽系无心之过，究属嗔心过重，录之所以示戒也。
一、宋儒以禅理诂经，好之者喜其直截痛快，恶之者又目其为阳儒阴释。考朱子《答孙敬甫书》“少时喜读禅学文字”，又《与张侍郎书》云：“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，便可改头换面。欲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，接引从来学者。”是宋儒固不自讳。窃以为孔子之道至大，无所不包，不特释而已，卽道家亦有与之同者，如《无为而治》一章是也。魏、晋诸儒喜以道家言诂经，茍有一得，未尝不可兼收并蓄。盖孔子之言有与释家同者，如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，与佛家之破除二执，有何区别耶？其与之异者，则不必强为附会。陆、王一派末流如罗念庵、陈白沙辈，几于无语不禅，亦是一病。是篇于末流狂禅一派牵强附会之语，概不采录。
一、孔子之言，俟诸百世而不惑，所以为至圣，不必后人代为辩护周旋。《集注》于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”，则曰：“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。”于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下引程子曰：“圣人设教，非不欲家喻而户晓也。若曰圣人不使民知，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，岂圣人之心乎？”殊不知圣人之言绝无流弊，观于今日欧洲之国会民主政治，此二章真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洵万古不易之至言也，何所用其回护耶！自欧化东渐，不特疑圣，且有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