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求玄之法，曰“至虚极，守静笃，吾以观其复”。此明修士要得玄关，惟有收敛浮华，一归笃实，凝神于虚，养气于静，至虚之极，守静之笃，自然万象咸空，一真在抱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复见其天地之心乎。”又邵子云：“冬至子之半，天根理极微。一阳初动处，万物始生时。”此时即天理来复，古人喻为活子时也。又曰：“一阳初发，杳冥冲醒。”此正万物返正，天地来复之机，先天元始祖气，于此大可观矣。但其机甚微，其气甚迅，当前即是，转念则非。不啻石火电光，倾俄间事耳。请观之草木，当其芸芸有象，枝枝叶叶，一任灿烂成章，艳色夺目，俱不足为再造之根，复生之本，惟由发而收，转生为杀，收头结果，各归其根，乃与修士丹头或无异也。归根矣，又由动而返静矣，既返于静，依然复诞降嘉种之初，在物为返本，在人为复命，非异事也。一春一秋，物故者新；一生一杀，花开者谢。是知修士复命之道，亦天地二气之对待，为一气之流行，至平至常之道也。能知常道，即明大道。由此进功，庶不差矣。世之旁门左道，既不知大道根源，又不肯洗心涤虑，原始要终——或炼知觉之性，或修形气之命，或采七金八石以为药，或取童男幼女以为丹，本之既无，道从何得？又况狃于一偏，走入邪径，其究至于损身殒命者多矣。是皆由不知道为常道，以至索隐行怪，履险蹈危，而招凶咎也。惟知道属真常，人人皆有，物物俱足，知之不以为喜，得之不以为奇，如水火之于人，一任取携自如，休休乎虚而能容，物我一视，有廓然大公之心焉。至公无私如此，则与王者。民吾同胞，物吾同与，体天地而立极，合万物以同源，不相隔也，斯非与天为一乎？夫天即道，道即天；天外无道，道外无天。惟天为大，惟王则之；惟道独尊，惟天法之。故人则有生而有死，道则长存而敝。虽至飞升脱壳，亦有殒灭之时。然形虽亡而神不亡，身虽没而气不没。《诗》曰“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”，其斯之谓欤？是皆从虚极静笃，而观来复之象，乃能如此莫测也。学者可不探其本而妄作招凶哉？
太上示人本原上工夫，头脑上学问。此处得力，则无处不得力。学者会得此旨，则恪守规中，绵绵不息，从无而有，自有而无——虽一息之瞬，大道之根本具焉；即终食之间，大道之元始存焉。从此一线微机，采之炼之，渐渐至于蓬勃不可遏抑，皆此一阳所积而成也。纵浩气塞乎天地，阳神贯乎斗牛，何莫非一点真气所累而致乎？学人不得这个真气，但以后天形神为炼，不过如九牛之一毛，沧海之一粟耳，何敢与天地并论乎？惟行此道而与天地同体，乃极亿万年不坏，修道者须认真主脑，采取不失其时可也。
第十七章 功成身遂
太上，不知有之（诸家皆作“下知有之”，然与经意不合，此传写之误也）；其次，亲之誉之；其次，畏之。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犹兮其贵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“我自然”。（犹兮句言优游感孚，慎重其诰也。）
太上治身之道，即治世之道，总不外一真而已。真以持己则己修，真以应物则物遂，虽有内外之分，人己之别，而此心之真，则无或异焉。人能至诚无息，则人之感之者亦无息；人或至诚有间，则物之应之者亦有间。盖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修其身而天下自平，丧其真而天下必乱也。自三皇五帝以逮于今，从未有或异者。太上欲人以诚信之道自修，即以诚信之道治人。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在己不知有治之道，在人观感薰陶，亦不觉其自化，而不知其所之。此上古之淳风，吾久不得而见矣。故太上曰：“太上不知有之。”以君民熙熙皞皞，共嬉游于光天化日之下。倘非诚信存存，乌有如斯之神化乎？至皇古之休风已邈，太上之郅治无闻，则世风愈降，大道愈乖，有不堪语言见闻者。若去古未远，斯道尚存，天性未漓，真诚尚在，但非太古之笃实，亦为今世之光华。同一治也，一则无心而自化，一则有意以施仁。保民如保赤子，爱民如爱家人。斯时之尊上而敬长者，亦若如响所应。即感孚不一，德化难齐，亦惟亲之爱之，奖之誉之，绝不加以词色，俾之怀德畏威。是虽不及太上，然亦遵道遵路之可嘉，所谓“大道废，有仁义”者也。是皇降为帝，帝降为王，皆本知德以行王道者也。以后古风已远，大道愈偷，王降为霸，假以行真，心各一心，见各一见，与帝王之一德感孚者远矣。故礼教犹是，政刑犹是，法制禁令亦犹是，而此心之真伪，则杳不相若焉。惟借才华以经世，凭法度以导民，处置得宜，措施合法，使民望而畏之，不敢犯法违条，即是精明之主，太平之世。等而下之，不堪言矣。恃智巧以驱民，逞奸谋而驭众，以神头鬼面之心，为神出鬼没之治。当其悻悻自雄，嚣嚣自得，未有不以为智过三王，才高五霸，而斯世之百姓，卒惕惕乎中夜各警，其侮民也实甚。斯民虽不敢言，而此心睽违，终无一息之浃治，所以不旋踵而祸乱随之矣。孔子曰：“上好信则民用情。”倘信不足于己，安能见信于民？此上与下所以相欺而相诈也。夫制度文诰条教号令之颁，虽圣人亦所不废，然情伪分焉，感应殊焉。惟帝王以身作则，以信孚民，法立而政行，言出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