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地，必先居高通饷，其势乃佚，其战则利。孙子谓：”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”所以善战者能致人，而不为人所致。尉子谓：”敌地大而城小者，必先收其地；城大而地窄者，必先攻其城；地广而人寡者，则先绝其i；地窄而人众者，则筑大堙以临之。”故作战必因地势之便。率与敌遇，乃因地而发令焉，而复用其险阻、山林、水泉、丘墓之利也。地易远旷，以车骑相因；草木蒙蔽，以步卒接战；长林茂陵，以奇伏迭出；深峡隘口，止众用少；逾水涉涧，益以火弩；高下相悬，未可逼近。昼多旌旗，夜多火鼓，风雨雪雾，变以笳角。以寡击众，务于隘塞，必于暮夜，伏于丛茂，要于险阻；以众击寡，务于广漫，利于旦辰，分守要津，绝彼运道。若驱水火，须知攫后搏前。偶际晦冥，必识相机邀袭。与敌分险相拒，犹当塞谷备衢，广我战道。处山之左，急备山之右；处山之右，急备山之左。我地险悖，动有挂碍，可以往、不便于返者，当谨我归路。敌若无备，分兵击之；敌若有备，不可出也。遣发哨探，密布埋伏，务得虚实远近众寡之情。然必选精锐诚实，不以庸卒。伏兵诡谲，情状万端，若指以山谷蒙翳处伏藏之伏为伏，不过寻常之伏耳，是岂能应命于不穷哉？故善伏者，敌虽巧智，无能测识我之所伏，乃为伏也。是以用伏之微，非神化乎兵术者，未可与语伏。
《淮南子》谓：”敌躁我静，必罢其力；敌先我动，必观其形。别其邪正，以制其命；审其所处，或极其因。敌或反静，先出我奇；敌谨后节，即与推移。敌有所积，必有所亏；敌若左转，覆其右陂。故能先弱敌而后战者，费不半而功自倍。”《管子》曰：”不明于敌人之情，不可约也；不明于敌人之将，不先军也；不明于敌人之士，不先阵也。士卒未附，教习未精，敌情未得，不可以言战也。”是故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，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，王良、造父不能以弊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，后羿、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而中微。所以善兵者，必使其兵利也，甲坚也，力治也，令信也，机得也，乃量彼己之势，而后握必胜之权，故士卒倚其必胜而自轻斗。魏文侯曰：”有师甚众，既武且勇，皆大阻险，右山左水，深沟高垒，守以强弩，退如山移，进如风雨，粮食又多，难与长守，则如之何？”吴起曰：”大哉问！非车骑之力，圣人之谋也。能备千乘万骑，兼之徒卒，分为五军，军各一衢，五军五衢。敌人必惑，莫之所加，严阵坚守，以固其兵。急行间谍以观其虑，彼听吾说，解而去之；不听吾说，斩使焚书，分为五战。战胜勿追，不胜疾走，如是佯北，安行勿斗，一结其前，一绝其后，两军衔枚，或左或右，而袭其处。五军交至，必有其利，此击强之道也。”臣谓吴起击强之术，乃以五军交至，而必有其利；管仲必胜之道，乃以卒附教精，兵甲坚利，而明敌人之情、敌人之将、敌人之士，而后战也；刘安握战之机，乃罢敌力，观敌形，因敌势，而与之推移，谓先弱敌而后战者，费不半而功自倍。三子论兵，其窍则一，其用则不同耳。吴子雄而锐，管子重而坚，刘子巧而无定。巧而无定者，谈兵者也。谈兵者每作其形势，难其机权，神其应变，直欲雄视千古。用兵者必尽诸人事，虑其垂成，触处机随，故无往而不利。所以谈兵与用兵之才远异，如能谈而又能用者，臣不敢不让管、吴也。
卷四
○摧陷
必死不如乐死，乐死不如甘死，甘死不如义死。夫一人必死，足敌十夫；十夫必死，足敌百夫；百夫必死，足敌千夫；千夫必死，足敌万夫；万夫必死，天下莫当。况义死者乎？设有义死之辈出，世固难敌矣。百人一心，则能陷千人之阵，乱千人之伍；千人齐刃，则能覆三军之众，杀万人之将；万人并力，则四海震惊，无敌可向。吴子曰：有一死贼伏于旷野，千人捕之，莫不枭视狼顾者何也？盖恐死贼突至，奋命伤人。所谓一人挺刃，万人避之。非万人皆不肖也，必死与必生之心不同。今能使千万众之气，如一死贼而誓不俱生，则进不可当，退不可拒，虽有谋者，亦难克也。故善摧敌之坚、陷敌之势者，能使三军负必死之气也。善用必死之气者，当法诸杨素，方诸淮阴，考诸窦轨可也。素每临战，必令弱卒赴敌，陷阵则已，不能陷者悉斩之；又令复进，不能陷者，更悉斩之。则将士惟知进，退皆死，所向无不胜焉。信之背水，亦置军于不能退走之地，谓无所往矣。无所往，则知非死战不能生，非疾斗不能出，自是并其力，齐其气，奋其命，一其死，而决之战。轨时赴敌，有部将稍却者俱斩之，拔队中小校以代，自率铁骑以殿，乃令之曰：”鼓发而有不进者，自后杀之。”士闻鼓声，无不争驰以进斗。所以严刑为作气之基，作气为摧陷之本，摧陷为决胜之权。故善决胜者必仗诸摧陷，能摧陷者必振其死气，善作气者必极其烦刑。法曰：”刚柔皆得，地之利也。”又曰：”携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”然死地有特致之者，有误至之者；死气有令作之者，有自振之者。恐其乱目也，禁妖祥之事；恐其惑心也，去狐疑之思。乃焚其货财，忘其生路，使人人竖发裂眦，不待命令而皆自为之战。所以发令之要，在必信从；作气之机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