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许案云：「《公羊》说，同盟诸侯薨，君会葬；其夫人薨，又会葬。是不遑国政，而常在路。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说，俱不别同姓、异姓。《公羊》言当会，以为同姓也；《左氏》云不当会，据异姓也。」是许以今古各有所据，不欲强同也。至其余条，或云从《左氏》，或云从《周礼》，亦是定一尊，不欲含混。至郑氏著书，乃全与此意反矣。《异义》久亡，今就陈氏辑本考之，所存近百条。今与今同，古与古同，各为朋党，互相难诘，以其门户原异，故致相歧也。
中惟三条古与今异者。《穀梁》说：「葬不为雨止」，统尊卑而言；《左氏》说：「庶人不为雨止。」《公羊》说：「雨不克葬，谓天子诸侯也。卿大夫臣贱，不能以雨止。」此《公羊》参用古学之言也。《公羊》说：「臣子先死，君父名之」；《左氏》说：「既没，称字而不名。」许以为《穀梁》同《左氏》。按此皆后师附会之说，于经传无明文，同异无关于今古礼制者也。又引《鲁诗》说丞相匡衡以为「宗庙宜毁」；《古文尚书》说「宗庙不毁」。
许据《公羊》御史大夫贡禹说同《古文尚书》不毁。按毁与不毁，经无其证，凡此所同，皆无明据，至于大纲，无或参差也。
孔子初年问礼，有「从周」之言，是尊王命、畏大人之意也。至于晚年，哀道不行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，以挽弊补偏；于是以心所欲为者，书之《王制》，寓之《春秋》，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，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。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，专学此派，同祖《王制》。其实孔子一人之言，前后不同。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，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，此也。郑君注《礼记》，凡遇参差，皆为殷、周异制。原今、古之分，实即此义。郑不以为今、古派者，盖两汉经师，已不识《王制》为今学之祖。
故许君以《公羊》「朝聘」为虞夏制，郑君以《王制》为殷礼。但知与《周礼》不合，而不知此为孔子手订之书，乃改周救文大法，非一代所专，即今学之本也。今于数千年后得其根源，继绝扶微，存真去伪，虽清划繁难，固有不能辞者矣。
《王制》、《祭统》，今学；《祭法》，古学。二者庙制、祭时，一切不同，且故意相反。两汉经师言庙制、祭仪，皆牵混说之。特以之注经，则自郑君始。议礼之事各有意见，多采辑诸说以调停其间，不能由一人之意，此议礼之说多不可据也。今古经本不同，人知者多。至于学官皆今学，民间皆古学，则知者鲜矣。知今学为齐鲁派，十四博士同源共贯，不自相异；古学为燕赵派，群经共为一家，与今学为敌，而不自相异；则知者更鲜矣。知今学同祖《王制》，万变不能离宗；
《戴礼》今古杂有，非一家之说；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；古学主《周礼》，隐与今学为敌；今礼少，古礼多；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，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，何论许、郑乎!
鲁、齐、古三学分途，以乡土而异。邹与鲁近，孟子云：「去圣人居，若此其近」，盖以鲁学自负也。荀子赵人，而游学于齐，为齐学。《韩诗》燕人，传今学而兼用古义，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。《儒林传》谓其说颇异，而其归同。盖同乡皆讲古学，一齐众楚，不能自坚，时有改异，此韩之所以变齐也。而齐之所以变鲁者，正亦如此。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，盖谓此也。
群经之中，古多于今，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，全据《王制》为断。《三朝记》知其为今学者，以与《王制》合也。《礼记?冠、昏、乡饮、射义》所以知为今学者，以与《王制》同也。同者从同，异者自应从异，故旧说渊源，皆不足据。盖两汉末流，此意遂失，混合古今，虽大家不免。如刘子政有古礼制，马融说六宗偶同伏说是也。审淄渑，定宫徵，毫厘之差，千里之失，不亦难哉!
初疑今派多于古，继乃知古派多于今。古学《周礼》与《左传》不同，《左传》又与《国语》不同，至于《书》、《诗》所言，更无论矣。盖《周礼》既与《国语》、《周书》不同，《左传》又多缘经立义之说。且古学皆主史册，周历年久，掌故事实，多不免歧出，故各就所见立说，不能不多门。至于今学，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，只有一派，虽后来小有流变，然其大旨相同，不如古学之纷繁也。
《论语》：「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」此孔子初年之言，古学所祖也。「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舞》。」此孔子晚年之言，今学所祖也。又言夏殷因革、继周者百世可知。按《王制》即所谓继周之王也。因于《周礼》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。其损益可知。《王制》改周制，皆以救文胜之弊，因其偏胜，知其救药也。年岁不同，议论遂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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